赛德克·巴莱

这两天在youtube上看完了关于整部电影拍摄过程的一个纪录片，未尽之路。然后又翻了一点豆瓣上的长短影评，终于还是觉得忍不住，好像不说两句心里话，就正事也干不下去了一样。

很多人说这个片子就是在渲染“抗日”的英勇。其实“抗日”属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下的概念，这个片子和“抗日”不那么相关。倘若导演就是想讲“抗日”，他实在没必要写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这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少数民族”里面怎么还出了那么多“内奸”呢？如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看这个事儿，铁木瓦里斯就完全属于内奸了。（sigh，还不能叫“汉奸”。。。=,=）但是片子里完全不是这么描述铁木瓦里斯和道泽群的。倘若铁木只不过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报私仇，他不会在看到雾社妇孺集体上吊以后那么痛苦，对日军喊着说不干了，也不会在和儿子讨论彩虹桥的时候显得那么内疚。他儿子问他说，我们现在和莫那打，是不是将来死后在彩虹桥另外一端相见，就和解了，相亲相爱了？他听不下去了，只好叫儿子赶快睡觉。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也体会到，日军用的那些手段，和赛德克崇尚的那种公开、不为私仇且面向和解的“出草”，是两回事。让他痛苦的不是要去砍杀邻近的族人，因为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那完全可以不算自己的“族人”。让他痛苦的是这个手段。用我们平日里的话来说，就是“这事情这么做着就变味了”。

编导基本上是从赛德克的角度在描述这件事情，而不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讲故事。所以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以及细节就非常重要。有兴趣的人可以比较一下维基和百度对雾社事件的叙述。百度完全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所以几乎就没有讲到味方蕃的事情，只在“第二次雾社事件”里略略提及。而维基对道泽群协助日军的来龙去脉是有很多分析的。据说内地上映的版本把这些都当成影响故事主线的枝蔓给删掉了。但这些是不能删的，本来是维基，一删就变成百度了。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我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片子是以“中立”的视角来描述殖民史，因为片子里提到很多日本人帮赛德克建学校、邮局的事情，还找了个长得挺帅的人去演一个愿意“理解”赛德克文化的日本警察——小岛。在我看来这个也有点误解，这个片子其实一点都不“中立”，它没有试图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来讲一个故事（日本人、汉人、赛德克），它自始至终就是站在赛德克的立场上在叙述。所谓的邮局和学校，并不是为了让叙述看起来更加“中立客观”，而是反衬莫纳那些人的痛苦——即使有了学校、邮局这些东西，也没办法缓解我们的痛苦。其实影片的上半部分“太阳旗”通篇都在讲这个痛苦，以及痛苦的缘由。经济上被克扣工资，不能去打猎。被日本人随意打骂，社会地位低下，不受尊重。脸上不能纹面，没有赛德克的图腾，结婚的时候请人家喝杯酒竟然还被推到一盆牛血里面去了。没有人因为被文明人统治而感到幸福，相反大家都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莫那的原话）。所以明知前面就是死路一条也要揭竿而起。

有些人说，导演把战争的场面拍得那么血腥，把那些砍杀妇孺的赛德克都描写得像英雄一样，最后就为了脸上刺点儿青，用命来换图腾，这种价值观不正确。但我更愿意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导演是在用“死亡的惨烈”来反述“生命的条件”：一个人活着，尤其是还有点decent的人活着，需要有基本的尊重，对于未来的预期（死后不被祖灵遗弃也算“预期”的一种吧），以及对于生活的信仰。“信仰”这个词可能太大，但我在这里就是指一套比较基本的对于生活的看法：我这么活着，做着这些事情，和这些人产生这样的关系，是有价值的。一个人要活着，不是说你给他一点福利，把他养起来，他就活着了。对某些个人来说可能可以，但是“人群”又是另一回事了。你不能指望说，我只要给某一个人群一些福利，他们就OK了。而这个恰恰就是现在的人经常要忘记的事情。我们得明白，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并且在大多数时间并不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去维护某一种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并没有立场去指责历史上被逼上绝路的一群人在反抗的时候太过激烈啊。

我对自己能够喜欢上这种满眼杀戮、血溅屏幕的电影，也稍微感到有点吃惊。但它确实让你觉得活着很不容易，而且其实挺好。相爱或者死亡啊～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賽德克巴萊觀後感/林開世.


by Nien-Ru Tsai on Tuesday, October 11, 2011 at 4:26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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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系助理教授）

原文刊載於《人類學視界》第七期

 

    當觀看一部有關台灣原住民的電影成為全民運動時，唸人類學的人似乎必須對這部電影發表意見。連我80多歲的母親都到戲院排隊進場時，我就知道，我再也無法逃避一件難以逃避的任務：對一部很難讓我喜歡的電影，發表一段不會太影響別人觀看慾望的評論。

 

    首先，讓我說幾句好話，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具有娛樂目的的電影來說，顯然在很多方面，比起魏德聖導演前一部作品《海角七號》，是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本片節奏明快，剪接俐落，比起海角煽情的拖泥帶水，敘事方式的確更顯順暢。龐大的成本與卡司的加強，讓導演更有餘裕具體呈現其視覺構想，更讓這部電影的整體成果有了國片少有的自信

成穩。更重要的是，本片大量使用業餘原住民演員，並以賽德克語為主要對白語言，挑戰漢族中心主義的視野，也具有尊重在地族群主體的意義。單就這些成就來說，這部電影已經穩穩的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的里程碑。

 

    而就一個電影迷來說，觀看過程中，我主要的抱怨還是導演那種高中文藝青年般的傾向，炫耀又重複使用「象徵性」的符號，例如血紅的櫻花與通往祖靈的彩虹橋，彷彿擔心觀眾看不懂他所營造的「深層意涵」。先不去深究這些象徵是否合適用來表現賽德克人對於死亡與獵頭的意像，全片持續的賣弄已經造成觀賞上的困擾。

 

    然而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面對賽德克巴萊所敘述的故事與支撐起這這個故事背後的歷史觀，比起觀看時的不快，更加的造成我的不安。 我們可以從戲院中，以年輕族群為主的觀眾，對於這個電影的正面甚至愉悅的反應，以及在報紙與網路所掀起的一連串有關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的討論等等的現象中可以發現，這部電影成功運用多種「再現」歷史的手法，一方面肯定社會目前存在的多元文化主義教條，另一方面，製造一種彷彿可以允許不同觀點爭辨的詮釋深度，讓所謂「霧社事件」可以繼續安全的，安置為台灣歷史編撰學的一部分。

 

    但若是這部電影已然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又允許不同的觀點爭辯，那麼，這種將「事件」歷史化的工作為何會令我感到不安呢？

 

    首先我想從電影如何鋪陳與解釋「殺戮」切入。賽德克巴萊的第一部，一直到運動大會當日高潮的殺戮場景之前，主要的敘事主題就是要交待與解釋：為何莫那魯道會帶領賽德克族人展開一場毫無勝算，而且血腥殘忍的反抗？電影把重點放在兩個面向：日本殖民政權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賽德克族人渴望尊嚴的面對與連接其祖靈，並保衛他們的傳統生活型態。有趣的是，在沒有相當的可靠史料與口述歷史支持下，電影在此顯然運用了大量想像力與臆測，讓莫那魯道內心掙扎的過程，成為支撐故事的主要戲劇張力。因此，我們看到的觀眾反應，基本上是圍繞著：這部電影是否對霧社的殺戮事件提供滿意的答案。

 

    有人認為，無論反抗異族壓迫的名義有多崇高，從人道的角色來說，殺害婦女稚童的行為就不對的。有人則認為，反抗外來政權，維護文化尊嚴，是值得我們付出生命的代價。不過編導想要傳遞的訊息，還頗為「在地性」的：他們認為這整件事件，從賽德克人的觀點來說，就是延續祖先們出草的傳統。要活得像個男人，殺戮是必須的，獵頭也是必然的。

 

    可以預期的，這樣的詮釋方式會引導出一些相當複雜的議題。對具有眾多長期互相敵對部落的賽德克人來說，莫那魯道的重要性與英雄地位，本來就是充滿爭議。 如果他只代表了某些敵對一方的部落，無法說服與代表全部的賽德克，那這個事件可以被視為是件反殖民抗爭嗎?而就詢問「文化」內涵方面來思考，議題將更為尖銳。如果出草獵頭其他族群代表了賽德克族的核心文化價值，那這種違背最基本的人權的制度，我們可以接受嗎？然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這些看來冠冕堂皇的爭辯，其實是建立在某種合理與安全的歷史觀之上。我們只是利用一個異文化的傳奇，來製造出一個可供消費的道德想像空間。

 

    殺戮與毀滅如何被呈現，在歷史書寫上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能用文字或影像去再現那些陰暗與恐怖的存在，卻又不會把它們正常化與美感化，成為曾經走過那些黑暗幽谷的作者與倖存者來說，努力尋求的救贖。 然而，那些嘗試用寫實的手法來做忠實的歷史重建者，發現他們往往無法解釋那顆鬼魅般的黑暗之心為何存在？而那些採取脈絡化與心理動機解釋的人，卻發現他們細緻的掌握主觀與客觀面相解釋的結果，卻是一步步持續的在合理化那些邪惡與殘暴的行為。 我們賦予了過去一個個解釋的框架，將那些難以理解的事件，轉變為可以被評價的的歷史的同時，我們建構了一個排除非「合理」的世界觀，也讓我們距離事實越來越遠。

 

    人類學在面臨異文化時，也往往面臨這類呈現知識的難題，人類學家用自己的語言嘗試去作跨文化翻譯，我們借助各種既有的理論框架，來幫忙我們尋找了解他人文化實踐中的關鍵秩序。然而，如果有所謂「他者文化」存在，那最難描述與解釋的，正恰恰是那些不符合我們解釋框架的思考與行動的關係形式；這顯得人類學家在意的「在地文化」與「土著觀點」的框框只是某種笨拙的理解方式與論述。我們常常忘了：理解與翻譯的別人的文化現象是建立在各種物質與權力關係之上，「他者」並不該是因為滿足了我們的多元文化價值，才能得到認可。

 

    在這種以一種合理且具有心理深度的歷史觀來敘說一起異族的傳奇，就是我面臨賽德克巴萊時，產生不安的來源。整部電影的敘事是以一種全知的歷史框架，嘗試重建編導心目中所謂的「在地」觀點，來合理化一場基本上可能是無法也不需要被合理化的殺戮。它採取的策略是將這群人塑造為異文化的他者，並將他們的出草文化浪漫與美感化成為即將消失的鄉愁，最後再讓莫那魯道與他的族人的行動轉化為延續賽德克祖靈的血祭。於是，「霧社事件」一方面在殖民史與大社會的脈絡中得到了一個位置，另一方面將原本被視為「野蠻」的蕃人，轉變為傳統文化的守衛者。

 

    這樣的詮釋固然比起過去那種反抗異族壓迫的國族論述高明，但這也更進一步把莫那魯道變成可以被定位的歷史人物，讓他的意識與行動成為我們以為的對錯與合理性爭辯的題材；更讓賽德克文化成為現代化所生產出來的那種永遠不可能彌補的鄉愁。於是，獵首與殺戮成為可以被理解、同情甚至讚佩的行為，文化與祖靈成為神聖、遙遠但又抽象的象徵。傳奇與圍繞著傳奇的騷動與危險，沉淪為那些有關族群、尊嚴、人道與認同的道德論述。

 

    我不是主張因為難以呈現，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去拍攝有關原住民事蹟的電影，相反的，我們更可積極的讓發生的事件被呈現出來。但當我們面對謎團、疏離、矛盾與空白時，應當保持尊重的距離，抗拒深度詮釋的慾望，讓觀眾嘗試用自己的想像與困惑填補那些裂縫。面對賽德克族人難以撫平的過去，我們不需要再添一個馴化版本的詮釋。

 

    面對這群活在不同世界觀與不同的歷史感的賽德克人，過去留給我們的就是一些破碎的記載，以及太多不可靠的追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這群人的內心世界，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內心世界，即便有，所謂的內心世界是否可以以對談與反思的方式來陳述。但是，面對詮釋的困難時，我們有必要用各種想當然爾的祖靈觀，族群意識，人性尊嚴，父子親情，來虛擬化出一位我們可以接受的英雄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尊重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些無法被合理化的，那些不能被再現的；而讓自以為是的重建真實與歷史評價，留給我們自己。

删减了一些细节，审核人员请安心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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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有友人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賽德克·巴萊》”，结果我看了预告片，除了总想到阿凡达以外，发现自己对雾社事件一无所知。

即将去看电影了，赶快找了维基百科了解一下，出乎意料，维基上的信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如果你也打算看此片，但对赛德克与“高山族” 到底啥关系也不懂，或者看完以后还一头雾水，欢迎读下面的文章。

注：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内是我的想法。如果嫌长，直接看【】就可。

1.赛德克族（Seediq），

1.1 赛德克族（Seediq）在2011年还存在7000多人，早在清朝文献中即可见到该族的记载，原本被列为泰雅族的一支，经过多年的正名运动，终于在2008年4月23日成为第14个中华民国政府官方承认的台湾原住民族。

1.2 赛德克有三个方言群体，电影中涉及的是其中的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群体。

1.3 赛德克族社会为传统农猎社会型态，赛德克族的社会制度虽属父系社会，但有很多现象显示族内两性比较平等。

在婚姻制度上，赛德克族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杜绝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违犯祖训的男女关系。

2 台湾原住民历史背景

2.1 台湾几十个各自关连却又独立的原住民族群。各族群有时相互通婚，有时互相斗争，彼此纠结缠绕，充满许多族群矛盾和历史仇恨，因此并未为形成坚定的群体意识。

2.2 台湾清治时期长期间实行“画界封山”政策，将不愿承认清帝国统治权之“生番”隔离于界线外【隔离政策】。清治末期实行“开山抚番”政策，除了怀柔手段，有时亦使用武力进行“开山”，征剿不服公家之原住民部落，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开始受到汉人的侵犯。【原住民、汉民开始接触和矛盾】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为了取得矿藏、木材等中高海拔山地资源，更加深入番界，于是与这些原住民（日人称为高砂族，后继之国民政府则称为山地人）发生了许多战争与交流。【日本人和原住民更多接触和冲突】

2.3 雾社位台湾中部山区，浊水溪上源于此。雾社恰好是中、北、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分水岭，台湾总督府(日本驻台最高机构）视为山地理蕃的行政中枢。雾社群赛德克族人以数十或数百人形成一个部落，居住在雾社台地。共计有十一个蕃社，其中六个社为雾社事件之起事者。【雾社赛德克族人一半参加了雾社事件】

2.4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原住民之政策，初期十余年以军事镇抚为主；之后开始侧重开发与教育。雾社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公共建设与机能的市街，雾社地区诸社的原住民更大多能操日语，与日本警察、教师沟通，(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而派驻蕃地的日本警察亦被要求需通蕃语（原住民语言）。【物质生活改善，双方文化互通】

然而在建设教化的同时，日人对原住民原有的生活也多加限制，不仅出草【类似武装袭击】、纹面、断齿等传统习俗遭到禁止，不得私自持有枪械，狩猎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请才能领取枪只弹药，甚至连传统的织布原料种植都受到管制。失去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转而充当入山日人的劳工与女佣，而派驻“蕃地”的日警多有派驻边疆之感，故利用地位欺凌原住民之事不时发生，从而使原住民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层面中弱势的地位。同时日本政府推动日警与原住民头目之女结婚的政策，但很多联姻都走向悲剧（主要是原住民妇女被抛弃，而日本政府也放任始乱终弃的日警），也进一步引起两性观保守的原住民严重不满（因此在雾社事件后，强迫联姻的对象改为原住民警察与头目之女）。【族人与日本人地位不同，原住民处于明显弱势，同时原住民生活被迫改变，传统文化习俗崩解】

激化：1925年开始，日本政府裁撤台湾地区的驻卫军警人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经验不足的新任警察的进驻。另一方面，因为林业资源开发木材搬运拖欠原住民薪资问题，矛盾激化。当地拒绝出工人数增加。【矛盾激化，原住民开始罢工】

2.5 一般被视为事件导火线的，是发生在1930年10月7日的“敬酒风波”:根据日本警方纪录，当时马赫坡社正举行婚宴，适逢当地驻警吉村克己巡查与同僚路过，头目莫那鲁道长子塔达欧·莫那想向吉村敬酒，却被吉村把手甩开，并以警棍敲打塔达欧·莫那敬酒的手，因而引发与族内男子的斗殴，吉村也因此负伤。

事后，虽然头目莫那·鲁道亲自率众携酒往吉村处谢罪，但吉村不肯接受道歉，并呈报上级。当时殴警之罪相当之重(讽刺的是，由于吉村在申报书中坚称自己未在纠纷中受伤，郡守与雾社分室的回复公文中仅要求予以口头申诫即可)，族人心怀新仇旧恨外，亦深恐日警报复，终而决定起事。【吉村看来是个高傲又胆小的家伙，矛盾爆发】

2.6 这位谢罪的莫那·鲁道为雾社群赛德克屈指的有力人物，是少数靠能力而非血缘取得头目地位的智勇双全之士，同时拥有当地最多的财产，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由于莫那·鲁道曾于1920年与1925年两度参与当地未遂的起义计划，日方亦将之视为危险人物，出于安抚与威吓之双重目的，曾于1920年及1929年要求莫那·鲁道率众参与对其他番社的讨伐行动以示忠顺(即“萨拉矛事件”（1920年，萨拉矛社）与“青山事件”（1929年）[6][7])，但更加深了莫那·鲁道对日方敌意和决心。

2.7 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为堂兄弟关系，两人都有家人因与日本警察起冲突而遭到杀害的经历，对日本不满。他们和莫那·鲁道不属于一个社群，而属于荷戈社（Gungu），比荷·沙波似乎充当联络人，游说了其他五社参与。

2.8 各社中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却因为头目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最后仅有少数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决定起事的过程仓促，除马赫坡社，各社并未作出相应的备战与储粮行为。


3 起事经过

3.1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起义赛德克族自马赫坡社开始行动，明确的以日籍人士为攻击对象，当天共造成共134名官员、家长、学童等日本人死亡、重伤26名[15]，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16][17]，一名著和服的泰雅族女性也遭刺伤（后来死于伤口感染）。起事赛德克族人并从警察分室及驻在所等单位，获得枪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与轻型铁路轨道，形成中断对外交通的固守之势。

3.2 当时雾社镇上有两名担任警察兼任当地教师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时，却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之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

3.3 除花冈两人之外，当时各驻在所尚配属有总数数十名的原住民与汉人籍警手(下级警察)，不过在袭击过程中均被放过。【有民族针对性的袭击】

3.4 双方开始交战，原住民步步退守，由于起事时秋季农作大多尚未收获，村落也遭日军攻占，起义原住民很快就陷入粮食不继的状态，对日方的反抗活动自11月中旬规模日渐缩小及丧失组织性，许多起事各部落男子之妻小家眷不愿托累战士，于起事及包围期间循传统于巨木下自缢，亦有残存者投降。【至11月下旬，主要打了将近一个月】。

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计1,236名，战死者85名、被飞机轰炸死者137名、炮弹炸死34名、被“味方蕃”袭击队猎首级者87名、自缢身亡者296名、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

莫那·鲁道自缢，他的长子自缢，次子死于战争，几乎全家死亡。比荷·瓦里斯自缢，比荷·沙波则于12月12日为味方蕃抓获，隔年三月死于日方看守所。

总督府出动约军人1194员，另外还有警察部队1,306员。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日本平民遭屠杀134人，受伤215人，陆军阵亡22人战伤25人，警察6人阵亡4人战伤，协助日军的原住民兵勇22员阵亡、19员受伤，随军汉人军夫1人死亡7人受伤。

4 味方蕃

4.1 日人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周边原本即因争夺猎场、既有纠纷而与起义各社存有嫌隙之道泽等族群，组成“味方蕃”袭击队，协助日人军警部队作战。

4.2 由于过去素有恩怨，味方蕃袭击队又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据说起义赛德克对味方蕃之仇恨更甚于日军。在战斗中，道泽社总头目战死，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蕃之冠。【原住民内部深仇】

4.3 第一次事件期间投降之赛德克人共514人，之后被集中于邻近原部落的五处“保护蛮收容所”内。

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的壮丁200余人组队夜袭赛德克余民，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32]（一说214人[33]或218人[34]）。日方之警卫仅在西巴乌收容所方面进行过名目上之开枪喝止，道泽群则仅有1人死亡，5人重伤，10人轻伤，且多半是赛德克族人以弓、竹枪等武器反击造成。【后证明日本人参与挑拨煽动，这事件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5 后续事件

5.1 台湾总督府修正了台湾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且加速皇民化教育，对原住民思想改造。并将原住民强制迁移到平地定居，由狩猎改为农耕生活。

5.2 巴兰社群【前面那个没参与的】虽然因为在事件中保持中立并救助日人而未遭受处罚，但在1939年时，仍因日本人兴建万大水库而迁移到北港溪中游台地，取名为中原社。

5.3 而原居于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人，抗日六社遗族仅剩298名。1931年5月6日，日本官方强制六社全部迁移到北港溪流域与眉原溪交会处之川中岛，以集中监视，并将六社合成一社改名为“川中岛社”[37]（今日的清流部落）不得回原籍，从此雾社地区赛德克族永离祖居。从高山迁至低原区，六社遗族多水土不服，许多人染痢疾、疟疾而死，亦有因忧恨而自杀身亡者......

太平洋战争期间皇民化政策下，诱导青年丁壮参加高砂义勇军，有为日军而阵亡者。最后六社遗族仅剩老弱妇孺200多名（约雾社事件前五分之一）。

5.4 原抗日六社居住地雾社地区，日方则无条件拨给于一、二次雾社事件中协助日方的“味方蕃”，永久居住。

5.5 1931年1月，总督石冢英藏、总务长官人见次郎遭日本内阁撤换，警务局长石井保、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亦去职以示负责。之后，继任的总督太田政弘，于短期间内虽提出善待原住民的政策试图平息风波；但新任总务长官的高桥守雄仍因处理不当，发生二次雾社事件而去职。

6 调查与猜测

6.1 我们看到的事件由各种官方民间调查还原，未必代表真相。

6.2 日本帝国议会的议员河野密，来台湾调查真相，并在1931年三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一篇〈调查雾社事件的真相〉。文章说：

（一）原住民因为缺乏手段和方法，所以无法表达真相。

（二）事件的多数当事人，不论原住民或是日方警察，因为在事件中消失，无法判断事件的是非。

（三）事件后，最早进入雾社的记者受到限制，无法报道真相。致雾社事件到现在还是“谜”。


动机：莫那鲁道，受总督府招待观光日本后，曾说过：“日本人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他们有专门教杀人的学校（指军校），每日制造机关枪、大炮、炸弹（指兵工厂）……”。莫那鲁道知道抗日没有取胜的机会，分析给他的族人听。他们不愿意永被奴役，选择拚死的决心，表达活就要活得有尊严。

【我的猜测和这个结论近似，雾社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自杀性报复袭击。赛德克族人违反以往出草不杀妇孺习俗，在这次事件内针对日本人男女老幼都杀，而且事后中断与外界交通固守，这是次绝望的战斗，玉石俱焚那种。

原住民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各国都有过冲突，“文明”族群曾经用过隔离，恩威并施、教化等各种办法，有的民族最后失去自己文化特征，与主流族群无异；有的被当为自己的文化习俗的表演者。

在雾社事件中出现的人的行为值得玩味：

在雾社诊疗所担任医师多年的志柿源次郎之妻则在花冈二郎之妻初子的帮助下逃过一劫。

小岛源治巡察之妻松野与她所保护的十七名儿童获救，与小岛夫人在袭击中失散的三名5岁、3岁与未足岁幼儿则在两名道泽社女佣的保护下于同日在三十公里外的马利巴社获救。

第二次雾社事件（道泽社袭击赛德克遗族）当天与日人较为友好之赛德克人(如花冈二郎之妻初子与阿威赫拔哈)，都曾被日本警察邀请留宿或暗示不要返回收容所。】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