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

昨晚看这张碟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以基督徒自居的眼观来预先设定这部片子，这样才有助于自己接近客观！可是，最后我还是得以基督徒的眼观来说说我的观感！

对于一般的电影爱好者来讲，这部片子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不讨好！
论商业片，阿凡达登峰造极，所有的眼球所向；论“无神论者”，他们不是很多听到福音，也无谓什么进不进化的，没有信仰的压力也没有好奇；对于基督徒们，达尔文的名声很臭，并且是个死了很久的罪人，与天堂无关；去看他的故事，可能有些人有点犯罪感。所以，我想，这部片子看的人不会很多。

这部电影并非是常规的人物传记片，可能出于导演或编剧的角度；电影由头至尾只是表现《物种起源》这部书的写作与出版前的这一段达尔文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电影一开始就是达尔文与他刚刚夭折的大女儿在魂里的纠缠与回忆，然后就是赫利胥来对他观点的鼓动；

大女儿在达尔文所有的孩子中是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强者代表，因此，也独得达尔文的“宠信”和疼爱；她也是达尔文观点最有潜力的继承人；她像大人一般成熟：就像影片中达尔文一次领着他的孩子们去深林里观看狐狸捕食兔子的一幕，他其中一个小女儿看到兔子被捕杀而伤心地哭了，说这不公平！达尔文还来不及安慰她，他的大女儿就已经过来安慰她道：这对狐狸的孩子们来说，是公平的！来笑一笑，妹妹勉强地笑了；

是啊，我们人类多数时候不也是只要给他一个理由或说法，就可以自慰啦？就可以生活继续，不再深究了！

达尔文也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在当时的英国，基督教是国教；国教是法律，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和我们中国或现今的世界截然不同。他是一点点地远离神的。

达尔文的妻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达尔文对大女儿思想上的影响，使得女儿因为顶撞牧师而受罚，达尔文气的要命，要找牧师去理论，达尔文的妻子提醒他，牧师是个怎样令人尊敬的人和好邻居？达尔文说我是因为爱你才不去找他理论的！护短使他离神远了一点；

妻子自然知道达尔文的观点，同时又爱着自己的丈夫，规劝丈夫坚信主，他们将来才能在天堂里重聚；而赫利胥来对达尔文的督促，达尔文的妻子却只有隐忍并不给他们制造难堪，只能偷偷躲在房间里的窗前，焦虑地看着他们远去；

大女儿临死前，达尔文一个人跑去教堂，跪下祷告；求神显能医治他的大女儿；讨价还价地对神说：你若能医治好我的女儿，我就对你忠心不移地信奉！

人在内心骄傲又顽固的时候，以为强者生存；上帝要人知道，那所谓最优秀的，最强的，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般的短暂；我有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第一个短片生命无长中，那个信奉科学不信神的父亲，聪明无比的宝贝儿子就是死在他信奉的科学计算冰的厚度和承受力的骄傲上！只不过那是个故事，生活中有许多的类似；而达尔文的经历却是活生生的打击，我也许不过这么猜测：他的心里似乎最应该活下来的人，却没有活下来；他对神的存在由怀疑而怨恨！

最后，他得意地把《物种起源》的书稿，交给妻子第一个阅读，并表示，妻子有权处理！这已接近影片结尾的画面了：妻子通宵达旦地认真读他的手稿；他在床上忐忑不安有自鸣得意地等待妻子的改变和赞美；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并没有同床休息，他来到窗前，看到妻子正在远处焚烧东西！他克制内心的失落，来看个究竟，妻子跟他开了个小玩笑；说我把你的书稿烧了，因为，你说给我这权利！

最后，妻子领他回到房间，把包装好的书稿递给了他，说：你有你的权利！拿去出版吧！

《物种起源》于是面世了！

有中国的基督徒或许会埋怨达尔文的妻子，既然达尔文已经说了，给你全权处理那部手稿，你为何不把它真的烧掉！我却认为达尔文的妻子真正体现了神的作为！神爱世人，（妻子爱丈夫！），神给人选择自由的意志，（妻子明知达尔文的偏离却也给他自由选择的意志）；神不会因为达尔文主义的否认而不存在，（妻子明白这一道理，并有基督的牺牲精神）；

突然，有一种景象或画面在我脑海中出现：你看，如果我们把达尔文一家的情形放大一亿倍；这岂不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吗？
西方国家就像达尔文妻子的品行，我们到真像达尔文死去的女儿，聪明，智慧却又幼稚地继承了达尔文的“主义”。
女儿深爱着达尔文，就如同我们骨子里时刻需要达尔文（世界）父亲的认可和鼓励。我们一方面认为自己聪明无比，一方面又暗暗自卑自大之极。

所以，我推荐这部影片！无论你看出什么？

去看这个电影其实很偶然。我总是觉得这样的传记型电影可能会很无聊。但是看过了之后觉得完全是错误的判断。
首先这不能算个传记电影。虽然讲的是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但是电影里他是个平凡的丈夫，父亲，经历着种种不幸，经历着种种误解，经历着精神的折磨，和自己的角力。
我说这部电影是只有在英国能够看到的，那种淡淡的调调，徐徐地叙述，隐忍的情感，波澜不惊的故事。
我很喜欢影片里演员那种舞台表演的张力，还有很多用画面的晃动叙述的慌乱的情绪。还有精心设计的镜头，光线，细节，都非常让人回味。
影片里父女的感情的叙述非常夺目。那种爱到贪婪的唯一，那种非他无人的排异，那种知己的惺惺相犀。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我最喜欢的情节是讲述土著孩子的故事，动物园里的小猩猩的故事，还有治疗疾病的那些情景。
总之吧，是部给人惊喜的电影。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所以说被达尔文放在嘴里含着的样子奇特的甲虫也是从上帝那双神秘而万能的大手里蹦下来的。但是达尔文又把这甲虫捡起来，用一本巨著告诸世人：世界并非神创。
        这部电影展示了在这部石破天惊的著作问世前，其作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这是一部将达尔文拉下神坛又将其去符号化的电影作品，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在宗教神学包围中单打独斗的科学怪人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爱家人，会哭泣的男人。
        我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这部电影中反映出来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和我的感想。
                               一、达尔文的学术研究
        影片中多次出现达尔文院子里的木质鸽舍，这是达尔文请人在他伦敦郊外的达温宅造的，并有人专门看着这些鸽子，为达尔文不时提出来的要求对鸽子进行解剖等操作，或者有选择地让鸽子进行交配，观察其后代的变异，这是为了比较不同的鸽子在形态学上的差异，这对研究动物起源和动物分类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过一股鸽子热，有时女王也派鸽子参加信鸽大赛。达尔文的鸽舍最鼎盛时有上百只鸽子，他还很自豪地写信给朋友，邀请他们来自己家里看“全英国最好的鸽子”。出版商给在收到达尔文《物种起源》后给他回信，提到《物种起源》的书稿难懂而又缺乏证据，建议达尔文将其改成一本有关鸽子的通俗读物。 如果达尔文当时听从了编辑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一本《鸽子起源》了。不过也可见这些鸽子对达尔文的在学术研究和休闲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达尔文的女儿安妮最喜欢听爸爸讲珍妮的故事，珍妮是伦敦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达尔文观察它的表情，并发现这与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在襁褓里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面部表情都有着惊人地相似，我想这也是激发达尔文“人的起源是猩猩”的想法来由之一吧，在电影中，我看到珍妮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达尔文的怀抱里像是他的女儿，达尔文和它握手，玩耍，丝毫不像现在的研究者们隔着玻璃窗远观动物就能发表一些看法，我认为只有达尔文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电影中有一幕很和谐很美好的片段就是达尔文全家去海滩玩，他带着几个孩子看岩石，跟他们讲述沉淀在这里的沙粒是几百万年前这里发生过强烈暴风雨的迹象。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有举例说到“沿着由不很坚硬岩石所形成的海岸走走，并且注意看看它的陵削过程是有好处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这些记录无不展现着达尔文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各种迹象并习惯记录，这些记录不但使他的学术著述更加丰富具有说服力，也成为了后人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也可见达尔文在科学研究方面涉猎之广。
                            二、达尔文对宗教和信仰的态度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说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气氛。哥伦布的航行和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都意味着必须推翻有关创世、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来源和目的的整个框架，并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头脑思想的变化，教会也没有可能实行独裁统治，因此科学家们不会重蹈布鲁诺的惨剧。
        在多重因素影响作用下，我简单地把达尔文对宗教的态度按照人生经历划分为以下几个时间段：
1、小时候的达尔文受传统思想教育，信奉圣经，还在剑桥大学修读神学成为牧师。
2、22岁的时候，他开始了“贝格尔号”科学考察旅行，此间，达尔文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生物、地质资料，并都记录下来。这次考察对达尔文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怀疑物种不变论。这种怀疑态度在达尔文成家生子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很多方面流露出他对宗教的怀疑与不合作态度。电影中亦所表达：家人在饭前祷告，感谢上帝时，达尔文只是尴尬地坐在桌子一端拿着刀叉等待祷告结束；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所有人都在唱着赞美诗，只有达尔文一个人闭着嘴巴。
在爱女安妮生病（无确切记载，但据考证推测应该是肺结核，在当时属于无法医治的疾病）阶段，达尔文又对宗教展现了一些信仰，这主要表现在他向圣母祈祷，向上帝许诺，只要安妮能好起来便余生相信上帝。这一时段非常短暂，使我不得不怀疑此时的达尔文是否真的寄托了希望于上帝，还是受吓于水疗师告诉他的：除非你有信仰，否则世上的水都治不好你。
1851年，安妮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这对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他开始倾向怀疑主义。我们不能说达尔文从此没有了信仰，因为达尔文只是失去了宗教信仰，他还有别的精神寄托；也不能说达尔文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一点他本人也是否认过的，但我觉得不可知论是对他的心思更为准确的描述。
        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达尔文的认识加深，也出现了很多对达尔文的信仰假设。比如说把进化论看做是一种基要主义的神学，或者是一种维护科学正统的工具，这些简化的符号化标题背后都有不同的推论和证据，我认为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玄学化，自然科学也无法避免这一趋势，但达尔文与《物种起源》带给我们的精神、物质财富是无可比拟的。
                                    三、达尔文与家人
        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比他年长一岁的表姐，有过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有很多人把三个孩子夭折的惨剧归结到达尔文与艾玛的近亲婚姻。电影中的达尔文也想艾玛说过：“也许我们不应该结婚，因为我们的血缘太近了”。大女儿安妮10岁时死于肺结核，可是主治细菌感染的青霉素在大半个世纪后才被发现投入使用，当时的流行药品中都是汞、砷等重金属。另外电影中提到的一个治病方法就是水疗。据我研究发现水疗的几个基本作用就是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降低疼痛感、消除水肿，这些对安妮的病症丝毫没有帮助作用。二女儿玛丽活了三个星期后死亡，当时的医学可以说是极度不发达，新生儿死亡可以说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小儿子查尔斯在两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猩红热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致命传染病，他的好友赫胥黎也有一个孩子死于猩红热。并且，达尔文的其他孩子都非常有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看一个结论就把达尔文的婚姻称为败笔。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镜头就是达尔文将写好的《物种起源》书稿交给妻子艾玛处置，这位纯正的基督徒最后却让达尔文将书稿寄给出版社出版。那一句“愿上帝原谅我们”彻底让我感受到艾玛这个女人的伟大。这一句话不是对达尔文反对神创世界的讽刺，而恰恰让我们看到了教会一直宣扬着的神创论的松动和艾玛对达尔文的支持。
        电影中反映最多的我想应该是达尔文与女儿安妮之间的感情。从片头开始就是达尔文不顾摄影师的责备给正在拍照的女儿讲故事；安妮因为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恐龙的存在被罚跪至膝盖青紫时达尔文怒气冲冲地要去找老师理论。然而安妮死后，达尔文对安妮的思念充满了他的世界：还有爬到安妮照片里的蝎子，在福尔马林水里呐喊着爸爸的安妮的声音，将培养瓶击碎逃出来的小蝙蝠们……安妮粉红色的连衣裙在雾霾的巷子尽头消失，达尔文却始终找不到她。幻听和幻觉充斥着达尔文的生活，他痛苦不堪，又开始进行水疗，但是收效甚微。
        最后改变了达尔文这种困境的还是妻子艾玛，他们大吵一架，矛盾冲突关于现实，关于安妮，关于忏悔。但是时间总回不到过去，艾玛选择：即使是明天，我还是会嫁给你。达尔文终于振作起来，他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开始不久就有两个年轻人跑来达尔文家催促他写书，这两个人就是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的虎克和赫胥黎。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很好的表现出了他们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期待，和真人有着神韵上的相通，这部电影在演员上还是很有严谨的精神的，演员们的出色演技也令人佩服。毕竟是电影作品，其科学严谨性还有待考察，我试着找出一些电影中关于时间安排和科学理论上册纰漏，只有几条线索，但还没有足够时间继续考察下去，不在此赘述。
        电影在达尔文寄走书稿之后戛然而止，最终一幕是他带着女儿回家的背影，画面平静而安详，与那部书稿引起的革命相比照，展现达尔文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博学家的全面形象。
        我想，创世纪可以这么改：神说：要有人，世界开始了进化。
        
        

        為人夫，為人父，查爾斯-達爾文在女兒的死上與艾瑪有著深深的隔閡，儘管他們都彼此相愛，儘管他們都深深愛著自己的孩子。自責，悲痛，對女兒的愧疚。
       身為科學家，身為一個曾是上帝子民的基督徒，他的內心有著多深深的矛盾，儘管他對於上帝的信仰流失殆盡。直到水療師和他談論到女兒，談及他的信仰，“你說從不在宗教中尋求慰藉，但是你有信仰嗎？除非你有信仰，否則世上的水都治不好你”。女兒病重接受水療，查爾斯屈膝跪在耶穌聖像面前，作如此告白：“先生，我屈膝在你面前，如果你能救我女兒，我將用餘生信仰你。”“如果你要帶一個人走，請帶我走，不要奪走她，她……她是個如此乖巧的姑娘，她……”然而上帝還是帶走了女兒，用女兒換餘生對上帝的信仰這樣一個交易沒有達成。信仰本身也是不可交易的。
       艾瑪每日看著丈夫在和女兒對話，她眼中，對查爾斯來說，死去的女兒比活著的妻子及其他的孩子更要真實。死去的長女與查爾斯的對話，其實就是他和自己的對話，一步步深入自己的內心深處，對上帝信仰的疑慮，對真理的渴望，對人世間真情破碎的恐懼。所有的一切，使得二十年間他不敢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下來，越是接近真實的人就越恐懼。
       在女兒離世的房間，查爾斯悲痛欲絕。他的哭聲讓我想起不久前自己的悲痛，眼眶中無法不飽含淚水。終於，艾瑪和回到了家的查爾斯展開了對話，一場激烈的爭吵……查爾斯走出了陰影，和妻子告解，內心的疑慮和痛楚，長女死後遊離于這個家的查爾斯重新敞開了心扉，重又和妻同床共枕，和孩子們漫步林間觀察動物、坐在壁爐前給他們講述真實的故事。一個男人，孤獨的男人，又找回了自己的角色：為人夫，為人父。
      心靈上的釋然使得查爾斯恢復過來，拿起筆寫作，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出來。那也是他的長女所一直期待的，這樣一個無辜的女孩，是他和妻的結合導致了先天的缺陷。將書稿交給艾瑪，由她做決定。忐忑不安的查爾斯獨自在房間，當他醒來的時候找到艾瑪，艾瑪已經將書稿裝好，決定出版。艾瑪一夜間讀完了這部書稿，儘管她說現在我們是共犯，但她已承認了丈夫的成就。
       查爾斯有生之年，就已預料到自己理論的後果：赤裸裸的生存競爭。儘管學界眾說紛紜，然而每一個領域的先驅那個沒有自己的局限？眾多人對達爾文的批判不也證明了他的高度？當我們去掉理論表面厚重冰冷的外衣，去觸摸下面那顆溫熱跳動的心時，也才能真正理解，一個人在表述自我見解時的毫無保留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氣！儘管他知道那個理論並不是那麼完善，那個理論甚至會導致信仰的流失，那個理論耗盡了畢生的心血而令人痛苦異常，但他不得不表述，這表述就是他生命的一部份，甚至重於他的生命！
       生命是美麗而多彩的，著美麗多彩的生命表像背後，有著看似殘酷的生存法則，卻也有著人對之溫情脈脈的關注。當你選擇了一種角度，也就擁有了一種態度，客觀或是主觀，都有一個參考的標準，選擇了什麽，卻又是主觀的。所以這世上的道理千千萬，有時證悟，有時迷惑，又怎麼能說得清楚呢？超越所有對錯，是否有不對不錯的存在呢？

来自方舟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ccs.html

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 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

2007.11.18.

（《中国青年报》2007.11.21）

(XYS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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