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对韦明的死并不感到意外 她是如何被摧残最后又带着愤恨不甘地死去 于我而言 也并未有多少振动 好像这就是女性惯有的命运 男权社会的土壤难以开出新女性的花 倒不如做一朵恶之花去搅出一趟浑水 让泥点子溅在伪善者雪白的道袍上 被发现的女人 被发明的新女性 新女性同妓女住在一块 时不时也要被那些迷人的概念所诱惑 被男性所施与的“身体的便利”所引诱 女性仍旧在谄媚与独立之间两难 很喜欢电影最后的镜头 韦明的死登在报刊上 这是男人以女人为噱头谋利的手段 是一条王博士根本毫不顾及 与新欢浓情蜜意时挥之其去 无人关心的新闻 是被无数后来者踩在脚下 陷入泥淖的一张废报纸 镜头划过人们的脸 那些女性茫然的脸上 看不见希望抑或绝望

当年的禁片，现在看来后劲还是很足。

作为“新女性”的韦明，看似独当一面，但只要男权社会轻轻抖一抖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她立足于社会的资本就顷刻间归于灰飞烟灭——丈夫抛妻弃子（自由恋爱破灭）、校董王博士追求不成令学校解聘韦明（职业发展受阻）、小报编辑色色不成遂造黄谣（荡妇羞辱）、出版社编辑把韦明包装成“美女作家”宣传但拒绝预付稿费……

五四过去十几年中，封建和资本对城市职业女性展开双重围剿，令她们难有立锥之地，“出走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影片布景中时常出现民国月份牌，上面的女郎精致短发，烟视媚行，宛如圣像，却终究或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观看乃至消费的对象。韦明自己也难以拒绝这种被观看的诱惑，主动迎合男性欲望的投射，将自己月份牌女郎一般的照片放大后洗出来挂在起居室内，并且赠送给男性朋友。

接受过新式教育、拥有教职和作家身份的“新女性”韦明，在思想和行动上存在明显的分裂：一方面，在在婚姻观上持左翼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我是不会结婚的，我不做你的奴隶”），另一方面，她为在上海发展，把女儿交给姐姐抚养，赡养费用尽时，她才被动地接受姐姐带女儿来上海找她，为了继续维持她单身职业女性的体面（“这儿还没人知道我有孩子”）把女儿安排在旅馆居住，直到女儿病重，韦明为交医疗费典当又借钱，她都不愿向自己最亲密的编辑朋友吐露用钱的原因。

影片一开始韦明怀里抱着的短发女性不倒翁玩偶，它穿着短裤，手持工兵铲，在小小的地球底座上昂首挺立，它被韦明称为“不倒的女性”，韦明显然十分珍视它，在书桌上拆开它包装，在书桌上摆弄（“怎么也不倒”），很讽刺的是，“不倒的女性”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韦明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病死的女儿怀里，这个小小的女性，还未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就倒下了。

而真正不倒的女性，是韦明的朋友、女工音乐教师刘阿英。她一头未经烫染的齐耳短发，步伐坚定健硕，她把所谓的靡靡之音《桃花江》改变成劳工歌曲《黄埔江》，在王博士上门骚扰韦明的时候，果断重拳出击，拳拳到肉，打得王博士落荒而逃，打得影厅里观众痛快大笑，特别是至少有仨刘阿英用脑壳正面撞王博士脑壳、并把他撞翻的镜头，大有同归于尽的气概和不倒翁般的韧性。这大概才是导演心目中真正的“不倒的女性”（刘阿英的外在形象确实也接近韦明手中“不倒的女性”不倒翁玩偶的形象），在这里，导演或许借由人狠话不多的刘阿英表达了立场：新女性，干才有出路！

女主原型是自杀的作家兼演员艾霞（严以南），而饰演者阮玲玉又在影片上映后一个月服安眠药自杀。韦明之前，尚存万难。艾霞而后，此又一人!

五四运动后百年的今天，很少再听到新旧女性之别的讨论，相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女性身份更多地融入集体主义叙事，被放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框架中被考量，但不要忘了，我们确实是站在前人累累的白骨上，用力去摘取那号称自由、平等的桂冠。

从整个电影的叙事来看，我们可以感知到其中主题新女性中的“新”恰巧并不是全文的重点叙事，“新”的是她的背景、新的是知识女性、新的是女性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而他后面所遭遇的种种的一切，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存在的问题，而她只是凑巧以一个女性呈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导演、编剧对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所呈现出的并不是想强调女性的压迫，而是说女性在面临大家同样面临的社会问题时，应该呈现怎样一个心理状态，怎样以怎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故事中的女性替换成男性，那么他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同样面临出版社的刁难、社会的倾轧、家庭的负重、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所以我认为导演，编剧所想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对中产幻想以及底层人民的现实关怀，电影中经常闪现这样的镜头：劳动人民底层妇女、底层劳工在工地拉砖头、在河边拉船这样一个劳作的场景，通过和韦明这样一个知识女性参加舞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导演所承载的思想是底层和上层之间的社会冲突，而中产阶级恰巧成为整个社会冲突的爆发点，韦名就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导演为何要将新女性作为电影标题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解读。实际上这是一个导演同所有人同整个社会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同电影叙事中的总编辑一样，通过知识女性、漂亮的知识女性这样一个故事噱头来进行电影的贩卖，这是对我们社会的嘲弄、对资本的戏耍，背后所承载的是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控诉，寻求社会不公的宣泄口，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矛盾点。实际上我们不管是百年前的社会，还是现在社会会，我们同样的问题从来不是两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问题，中产阶级作为打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连接点刚好处在了社会压力的风口，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某一个人的，更不是某一些人的。

新电影

浅谈《新女性》

《新女性》是由蔡楚生导演的左翼女性电影，这是一部“新”的电影。从片名而知，该片探讨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女性，而其探讨的核心则是这个“新”字，即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当然，电影也有其他新的地方，电影中流畅的叙事展现了充实严谨的剧作，生动而又典型的场景充满了戏剧张力，在加上阮玲玉动人的表演，是整部电影放在整个三十年代，都是一部新的佳作。

新女性新在何处。电影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女性形象，即韦明，李阿英和王太太，她们三人的关系与交错正好能展现新旧女性的形象，新女性的成长及新对于旧的反抗。该片中新女性的形象代表是女工李阿英，她日间在工厂中做工，晚上则在女工补习学校里代课，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向同胞们传授新文化，就像那个不倒翁上站立于地球的女工一样，是左翼电影中典型的进步人物。而韦明的同学王太太则是与之对立的旧女性，没有工作依靠于男人，整天把时间花在玩乐与争风吃醋上，同时还有这一套腐朽的阶级观念。电影中阮玲玉饰演的韦明则象征着新女性的成长，她接受了新的思想逃离了没有爱的家庭，但由于缺少社会实践及社会的恶势力的强大，她仍然堕落了，但是李阿英却带来着她深入到工人中，使她在临终前终于觉醒。电影中也有着新对于旧的反抗，这不仅是人物间的即李阿英打倒了前来挑衅的王博士，也是观念间的，新的思想击败了旧思想的反攻，同时促使这旧思想向新思想转变，这同样也是电影文化运动的主旨。

《新女性》中流畅叙事表达与新颖的蒙太奇语言。在孙师毅严谨的剧作下，电影中充满了戏剧化的表达，使整部电影严谨而流畅，随着电影中的情节，观众的心情也随着电影波动，时而因为韦明向余编辑犯花痴和王博士等人的丑恶作态而发笑，又因韦明的悲惨遭遇而落泪，时而在李阿英激昂的《新女性》歌声中振奋，又因王博士和主编的无耻行径所愤怒。电影中的蒙太奇语言所表达的情感也是十分新颖的，当韦明在和王博士在舞厅中跳舞时，镜头中穿插了李阿英在教女工们唱歌的镜头展现了韦明的堕落与李阿英的进步，同时镜头中舞厅中的舞女表演将束缚她的铁球砸断时，韦明仿佛从中获得了力量将纠缠与她的王博士甩开。而当韦明在医院中因病痛而痛苦挣扎时，王博士和主编却在餐厅中密谋暗算毒害她，镜头在餐厅和医院两处不停的变换，隐喻的展现了如韦明的受害者遭遇是由那些恶势力一手造成的。通过蒙太奇的隐喻表达，电影表达了对于恶势力的憎恶及新旧争斗的残酷，表达了其禁忌的左翼社会观点。

电影中的摄影技术及夸张的表现手法对于时代与个人的刻画。电影中两处叠印使用是十分新颖的，在韦明和王博士驾车前往舞厅时，韦明看向的窗上的街景变成了其内心的活动景象，即是韦明是如何一步步作为校长的交易品被推荐给作为校董的王博士，也是就此被衣冠禽兽的王博士给缠上，这是韦明个人在这残酷黑暗的社会中的遭遇，另一处叠印是钟楼的钟表盘上，钟表的镜面变成了影像，分别展现了有钱人的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和穷人们辛苦劳作，画面还展现了悬殊的贫富对比，将镜头对准了人物的脚上的鞋子，有钱人的皮鞋和高跟鞋伴随着舞步轻松的晃动，而穷人的鞋子却是破布鞋和草鞋在劳作中艰难的移动，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批判，而这个社会中的苦难是由无数个如同韦明一样的苦难者所构成的，将个人与社会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将电影的左翼进步主题升华。电影中也运用了夸张的表现，如在韦明临终前，发出的“救救我”“我要活”的呼声的字幕直接用特效打在这镜头上，虽是默片，但仍令人感到震耳欲聋，同样影片中多次使用了对于韦明的面部镜头的夸张特写，韦明眼中悲伤，愤怒的火焰仿佛能燃烧一切，虽然无言，但一切对于社会的怒火却都表现出来。

这片比神女要激进大胆，且流露出左派的意识形态和先进于时代的女性意识。女主韦明拒绝成为婚姻里的奴隶，宁愿出卖身体也不愿出卖“灵魂”，这里既有关于女性自我和自尊的微妙心理，也反映出女性启蒙运动中新的性观念和贞操观。

韦明是一位作家，她的书即将被出版了，主编要求署名时多加女士二字，并且把她的照片刊登在报上，当作吸引读者的广告。这里表明女性和女性的视觉图像被大众消费以满足读者的窥私欲甚至色情想象。

韦明的悲剧完全折射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她试图反抗却无能为力。她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生存或是毁灭，道德或是堕落。她想凭借自身的才华谋一份职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现实却将她的梦想击得粉碎。面对加害者，她嘶吼道“我要活呀”，那一幕着实震撼心灵。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一直是个问题。

“新女性”也不完全是个褒义词，它包含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女性主体的塑造：时髦的服装、香烟烈酒、舞会、西化的生活方式，韦明被30年代到上海都市文化符号塑造着，她努力装成主流所定义的摩登女郎。她有小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指望他人缺乏行动、且乐于享受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但她无法走得更远，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女主角的设定是一位母亲，同时是一位妓女，这个设定也见于《神女》。这个身份混搭体现了男性创作者对女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无法放弃旧道德中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将女性看作性欲望的对象，贪恋摩登女郎诱惑的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