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

俞的“妈妈”贯穿全片但从未露面，从俞家门口横幅“打倒学术权威”推测，她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因为十年浩劫身染重病，不愿出门示人。

没有展现出实体的“妈妈”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相似，都是抽象的代表物，我推测“妈妈”代表的意象如下:

一、时代。从中国历史来说，1966-1976的十年，是集体狂欢的荒谬年代，黑与白是视出身、对革命的忠诚度等而定，有知识成了罪恶。这十年是染了病的中国，是不可救治的时代

二、国家。火车中，三个人都说自己在去看妈妈，有一句台词是:谁能不爱自己的妈妈呢？的确，谁能不爱自己的国家呢？尽管，在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从前所能设想的美好，非常多的人落难受罪死去，所有人陷入了一种莫名的革命狂潮，像片中说的“先改修正主义，再管人道主义”，这十年里的中国就是身患肺癌的“妈妈”，国家也会犯错也会生病，患病母亲对于俞的影响、俞对母亲的深厚情感，正是所有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映衬

三、传统文化。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的国家。不管是民族心理的集体潜意识还是数千年的文化经验的积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绝不会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也是如此潜移默化与深刻地，比如在地里挖东西时，俞因为妈妈教导的做人原则，提出了以钱换物的建议

关于导演的态度:

第四代导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关于这一点，正如谢飞导演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与祖国同成长、同悲欢、同命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共有的特征。”这部《小街》可以看做是对过往青春的追忆，对十年浩劫的批判反思，对在时代中个人命运不受自我控制的哀叹……从这部电影中来看，导演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对十年的态度就是俞的妈妈常说的、被俞与夏反复提及的那句话: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就算了，对于经受了十年的人的建议是:珍惜当下，“春天已经到了，还会找不到阳光么？”“不是结尾，而是起点。”

导演在表达自己的态度的同时，在电影中的另一个态度是:对于这“十年”，还是让后人自己去说吧(导演在这里玩弄了一把电影技巧，真是妙)

关于两人的姓氏

直到结尾，我们才知道两个人的姓氏，还不是姓名，片子里面的所有人都只有姓没有名:钟、俞、夏(这一点没想出理由，为什么只有姓而没有名)。我理解的这种安排是:十年浩劫中，个体都在集体式的狂欢中迷失了自我与本真，在荒谬的年代结束后，大家重新找回了原来的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被自上而下发动包装起来的“红色的我”“被剪短头发以男装示人的俞”“不能开心的笑的夏”，这是导演对于时代的批判反思和对命运不由己定的无声反抗，更是在强调真实的自我个体的独特与可贵。但还有一层是，为每个在“十年”中犯下错误的人遮羞:疯狂的时代，因为自我不是自我，自己看不清自己与周围，所以是时代的错。

可解读的东西太多了，对于电影语言的探索也很厉害，真的好看呀！奈何我学识有限语言匮乏无法将喜爱之情言之于表╯﹏╰

对了，最近看电影是会把一部分关注点放在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安排及代表的意义上，《小街》这部电影中对女性的刻画真是格外温柔与细腻，第四代真的是宝藏的一代导演

🩸“他们在为亿万人的将来而斗争，可是我只是惦记着一个人普通人的今天，我走着思考着，千百万革命烈士炸开的路，今天，难道还要用血来把它堵住吗，我感到困惑，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向着使我感到温暖的地方走去……”

🩸“这扇偶尔向我启开的门，死死紧闭着，我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心愿送给微薄的同类，为此，我哭了很久”

🩸 “我们身边偶然的事情太多了，结果是很难把握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春天已经来了，谁还找不到阳光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要寻找的不是结尾而是起点，一个新的起点”

👉第一次感受到开放式结尾的魅力，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去设想属于自己的结尾……

👉不知是人性的复杂，还是时代背景的复杂，善与恶正与邪都让人恍恍惚惚，一大群人或者一系列政策造就一个时代，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就是一座座难捱的大山，亦如近来的新冠疫情。

👉不同的结局，不同的起点，唯有努力生存，向着使自己温暖的地方走去。

他们在为亿万人的将来而斗争

可是我，只是惦记着一个普通人的今天

我走着，思考着

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杀开的路

今天，难道还要用血来把它堵住么

《小街》讲述的故事特别简单，男主角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他认识了容貌清秀的少年俞。俞的母亲患有重病，夏主动提出带俞去采草药。两人情谊日渐亲密，以兄弟相称。可很快，“弟弟”俞就坦白了自己的女儿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夏为了帮助俞，在“偷”假发的时候被发现，被打到双目近乎失明。夏出院后去找弟弟，却发现弟弟一家已经不知所踪。如今夏找到钟导演讲述了这个故事，只是关于结尾来没有想好，两人一起假设了四种结局。

开放式和多版本结局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可放到80年代初，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创新了吧。

没有一个准确的结局是由于讲述者夏在叙事时空中仍旧不知道“弟弟”的下落。对于观众来说，我们既可以在导演给出的几个结局中挑一个喜欢的，也可以自己想一个愿意接受的结局。

导演给出的几个结局设想中，只有“弟弟”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假设，立刻被夏否决了。他说，“我所讲的故事，如果联想到死，想到青春的消失，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但无论哪一种结局，影片都已经给到了我们接受之道：

一个是妈妈教的那句，“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

另一个是夏所说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结尾，而是起点”

戴锦华老师在解读这部影片时，提到的一个观点特别吸引我，即影片对于“看不见”的主题的挖掘和呈现。

看不见，是夏始终没能看出容貌清秀，像个姑娘的“弟弟”其实就是女孩子；

看不见，是夏被抓到“偷”假发后，被打到眼睛近乎失明，只保留了微弱的视力；

看不见，是噩梦醒来后，人们对那时记忆的迅速遗忘和埋葬。

而如今，我们更是不再能“看见”它了。

《小街》与“诗的电影” 稍稍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从1978年到1984年这六年间，是中国电影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黄金时代，《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小街》、《小花》等一系列挖掘探索人性、表达社会现实、反思自我与时代的杰作便是在这一时期拍摄完成。1985年以后，“第五代”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另一个阶段，—— “形式即内容”的阶段，批判现实的力度远远不如1984年之前，再后来，电影开始多元化，更多的则是走向娱乐、“杂耍”。 《小街》拍摄完成于1981年，正好处于1979年、1983年“第四代”导演群体创作的全盛时期。现在再来看这部电影，虽然时间已过了三十多年，但影片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相反，它对电影本体的探索创新精神以及在主题上的深刻反思反省精神，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伤痕电影”，《小街》刻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忧而不伤，对美好童年的缅怀，对美好青春的追寻，以及对丑恶社会的强烈鞭挞和反思。这与其他“伤痕”“反思”系列在表达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表达形式上——即探索电影本体语言上，却又有着自身独特的标记，正因为其自身独有的特征，所以，才使得它成为那个时代风格最为独特，且具有标识性的电影。 按照导演杨延晋的说法，《小街》是一部“情绪电影”，即“《小街》没有完整的中心事件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在镜头的应用和蒙太奇的组接上，我们就失去了习惯于依赖的拐棍——戏剧性。于是，我们找到新的立足点——情绪，以此来结构影片，以此来决定场景的转换、镜头的应用、蒙太奇的组接、节奏的把握……”。 翻开世界电影史，我们发现，杨延晋的这一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早在电影诞生的二十多年后，法国早期先锋电影艺术家就提出“诗电影”的概念。“诗电影”源于对电影抒情性本体的理解而引出的电影形式，他们主张电影应像抒情诗那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使想象得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驰骋”，而且认为“应当摆脱与情节的任何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带来恶果”。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电影理论，但后来，前苏联诸多电影艺术家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他们主张电影诗的语言以及富于诗意的隐喻是为了更有感染力地反映客观现实，并最终形成世界电影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诗派电影。因为“诗派电影”主要是运用蒙太奇的隐喻手法表达对客体的认识，所以，“诗派电影”又被称为“蒙太奇诗电影”。其中以爱森斯坦为代表，他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 奠定了苏联电影“诗派”的地位，而后半个多世纪，前苏联涌现了一大批主张“诗的电影”的导演，其中就包括被我国国内众多文艺青年推崇不已的塔尔可夫斯基。 现在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杨延晋是否曾受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前苏联“诗派”电影的影响，但从《小街》这部电影以及他所提出的“情绪电影”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却不难发现，《小街》在电影抒情性上以及影片整体氛围中，比如通过隐喻、象征、荒诞等现代派的表现手段，和前苏联“诗的电影”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神似的联系。 《小街》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讲述一个双目双明的青年男子夏应邀向钟导演追述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十年动乱时，当时是汽车修理工的夏在一条僻静的小街邂逅一位容貌清秀，但时常流露恐惧神情的少年俞，他们一见如故，以哥弟相称。俞的母亲病危，于是，夏开着卡车带俞去郊外采集草药，俞不慎掉进了池塘里，夏才发现俞是个姑娘。原来，“文革”开始后，俞的母亲成了“黑帮”分子，遭批斗，被毒打，以致生命垂危。俞则被剪了阴阳头，受尽凌辱，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女扮男装。夏决心要使俞恢复做姑娘的权利，他从公园里一个演样板戏的临时后台，偷到一根假发辫，被造反派发现，遭到毒打以至双目失明。夏出院后，又一次来到那条寂静的小街，小楼仍在，但已不见俞的踪影。 以后怎样呢？夏无法推知俞的命运。钟导演和夏假设了几种结尾：也许心灵受到创伤的俞堕落了，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也许俞已成为小提琴演奏家，有一天，他俩在小街上重逢……但这些设想似乎都不能成立。就在夏离开那座城市，坐上火车，他和俞偶然重逢了。原来俞当了普通的挡车工，也曾到处打听哥哥的下落。 夏在生活中找到了俞，同时也给这部影片找到了真实的结尾。 影片人物不多，故事也很简单。但正是这部故事简单、没有大起大落情节的电影在当时却打动了亿万人的心，时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去观看，我们依旧会陷入影片中的忧伤悲痛情绪而不能自拨——再过千年百年，它的艺术价值依然存在，它的光芒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损灭，其原因不仅在于它对社会对人性的自觉反省——在同类主题电影中，有比它更彻底更深刻的电影，而是在探索电影语言上，它所富有的创造创新精神，它丰富了电影本体的表达形式，不再拘泥于故事和情节。在这里，故事情节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镜头语言、整体氛围、以及音乐都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影片刚进入追述时，意气风发的夏吹着口哨在小街上走过，他爬上铁门栏杆，看到院子里、窗户口一群乐器手在吹着动人的音乐，好象在比赛似的，但紧接着，一个女人从窗户口洒下一盆水，抛在下面的人身上，于是砖头横飞，一场“武斗”开始了。气氛从开始时的舒缓一下子变得紧张、血腥。荒诞的时代背景在画面中立刻呈现，给人一种深深的震撼。 夏和俞的邂逅、以及在郊外那一大段戏，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是整部影片最为亮丽的部分。 最让人震撼的却是夏偷假发辫在公园被人抓住时，镜头在他被殴打和关在笼子里的秃鹫间推移，那种强烈的内在的感情冲击，完全不亚于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桥断——虽然格里菲斯完全是出于营造情节紧张氛围的需要，但它们对感情的冲击，却有着异曲同工之美。 《小街》是一部表达“人性复归”愿望的电影，它对人性的探索和理解，对人的尊严的诉求，以及对荒诞时代的鞭挞，表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渴望，即对美好、纯洁的人类情感的向往。那一代人在经历集体狂欢的荒谬后，自觉地承担起对时代的反省，从而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上创造了一个空前旺盛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们青春岁月的遭际和体验，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社会责任感，正是现在很多电影导演所缺乏的。 所以，我怀念《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