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流氓社会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2 ) 杀戮 道德 演绎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3 ) 恶人之恶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4 ) 有一种永远无法觉醒的罪恶,叫“正确”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
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他恐惧了。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5 ) 转了一圈的人生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6 ) 暴力反转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7 ) 天谴
这是一部讲述当年印尼的黑帮头子,在反华反共运动中杀人无数,虽然至今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却终究无法摆脱精神折磨的纪录片。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当年亲手屠杀共产分子和迫害华人的人。现在他们老了。
挖掘一下,这更是一部讲述罪孽深重之后寻求灵魂救赎的片子。电影里透露他试图通过装神弄鬼,通过宗教活动,通过吸毒麻痹神经,通过跳舞社交, 通过上电视教育年轻人,通过把共产分子和华人妖魔化等等手段来寻求解脱。说到底答应拍电影给年轻人一个交代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只可惜,只能有暂时的快乐,这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每当深夜来临,他噩梦连连。到最后,他在摄像头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折磨。幸好有电影最后他不能自已的那一幕。即使如此,也只能觉得他罪有应得。等待他的不会是天堂。
若说这电影结构凌乱,似乎也不影响观看,何况一个患上如此精神绝症的人,有病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章法了。
看完这电影,隐约觉得有更深层的意思。到底说的是这些黑帮的自我反省啊,还是说的他们不过是更大政治背景的产物啊?电影里多次提到美国电影暴力和冷战意识形态,对当时印尼青少年的恶劣影响。当年黑帮决定对共产分子加以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票房中得到收入,而共产分子反对引进美国电影。其中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友就是华人,但是他太狠华人了,所以见到一个华人砍一个,最后连女友的爸爸也没放过。
电影里一再追问,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们找各种理由,据说共产分子很残忍,把这想成是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黑帮杀人。但是,他们有我们残忍吗?几个人反腐琢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共产分子肯定没有自己残忍,他们当年想要做的是:把美国电影里面的黑帮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学了电影里的杀人手段,穿着模仿美国黑帮的衣服,只会做得比电影里更残忍。
怎么看来看去觉得这电影是在审视美国啊。这些不断地号称自己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到头来却让人说成是:印尼是民主过度,还不如军政府时期社会安定。怎么看来看去又觉得这电影说的不光是美国啊?把异己视为仇敌,凭着青春热血挥刀砍人毫不留情的故事这世界上还少吗?看看电影里讲述的事件发生时间:1966年......又是世界性的发烧啊。
这片子什么人拍的?一查出品国,毫无悬念:欧洲。再查导演,居然是美国人,不过现居丹麦,哈佛大学毕业。电影在欧洲获多项奖,却没在美国获奖。
8 ) 如何以一名中国商人的视角看待印尼反华事件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沉闷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导演是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