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与鹰

动物文学之父西顿在《动物记：我眼中的野生动物》一书前言写到，“我希望有人可以找到像《圣经》中所强调的古老的道德观——我们和四条腿的动物是一家人。人类没有的东西，动物也没有；而动物没有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但打小我们受的东方式教育，是人在逻辑思维、情感表达等上高级于其它动物，对不同种类的动物，我们或恐惧总试图征服，或食用、穿戴满足私欲，或怜悯施予恩宠，只要能凸显我们的优越同时凌驾于同类，怎样对它们都是理所应当。乙之砒霜甲之熊掌，“低等动物”对某些弱势人群，却可能是活下去的支撑。

奉俊昊处女作[绑架门前狗]中，事业止步的大学讲师元俊及楼道管理员眼里，分别代表生活的反讽及美味食物的宠物狗，对它们的主人却是孤独或失落的慰藉；同样，[卡拉是条狗]里警察及老二朋友看来可丢可屠“不过是一条狗”的卡拉，对老二一家尤其他本人，已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但东方人的思维及情感，对人对物似乎一向暧昧，只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初衷，狗被猫或另一条狗取代，也能让两部电影中的成人寄托情感，感知已被生活剥离的七零八碎的活着的意义。可是对本片中生活在1970年代英国某沉闷工业小镇的自卑少年卡士伯来说，名为Kes的鹰对他却是辨识自己少年身份的唯一载体。

Kes成为卡士伯形影不离的朋友之前，导演用相当多的“记录”笔触描述这个脸上终日挂着与年龄不相称愁容的少年的生活轨迹。经济的不景气令小镇居民忧心未来自顾不暇，母亲眼里他正处于“少年不知愁滋味”阶段时常将他忽视，可能在他将一月送报纸的收入上交一刻，才会意识到在这个父亲缺席的家庭，他所作的贡献，多于不愿做矿工，却无力改变生活的大儿子祖德（他发泄对生活不满的方式，醉酒、赌马是小，最爱用言语辱骂、拳头殴打卡士伯）。而在学校，盼下课铃声快点敲响的焦急多过学生的老师，在以嘲讽警告口吻告知学生工作难找之余，只会借与他们年龄悬殊的孩子试图找回昔日的荣耀。常会做出老师看来可笑无比举动的他，屡屡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在某个周末午夜大骂过喝得烂醉带一身血污归来的祖德，夺门而出奔至农场，小心翼翼将Kes从半空的巢穴摘下，是因见识过鹰在空中的自由翱翔，再难忍受每日所过的仅是在重复屈辱的生活。训练、放飞Kes令他感受到某种不会被驯服的力量，将一个孩子本应有的天真与自信还原于他，这是他认为Kes独一无二，不同于之前所养的狐狸、喜鹊等野生动物的根本原因。

体育课上，被老师指定当守门员的卡士伯因无聊翻玩门架，并在被斥责时冲看客做鬼脸，对一般男孩只是玩性显露，于他却是因Kes才有的难得快乐（这里他展露在片中的唯一一次笑脸）。而在某堂英文写作课上，他更因为讲述发现、训练、放飞Kes的过程，赢得同窗甚至老师从未给予过的喝彩，并吸引老师其后于惊叹中亲见。说起第一次放飞Kes，因担心它会离自己而去，挣扎数日寝食难安，只凸显Kes对他的重要。设若故事发生在今日，这堂令他体会到自信滋味的英文课极可能是改写他人生的起点，并以他成为亲朋好友甚至小镇全体居民都觉得骄傲的小英雄作终，但在其时，却仅是一段偶然的插曲。何况他并未将Kes当作宠物来养（动物在西方也许享有诸多东方人难想象甚至认为不可思议的权益，但地球村村民养动物最常见心态应该类似，爱看它们在自己面前如何受宠若惊），仅想借暂时被自己操控的它飞翔时的风采，幻想自己能逃离不喜欢的学校、工作。可是Kes并不会被他之外的人看作是证明其少年身份的证据。

祖德要卡士伯代为买马，咨询过相关人士认定祖德欲押注的马不可能跑赢，他开心拿钱为自己及Kes买了吃食，不想令祖德错失一笔小钱惹下大祸，两人开始追逃游戏。正因知道Kes对卡士伯意味什么，遍地找不着他的祖德为发泄心中愤怒，才将黑手伸向Kes——此时的卡士伯，正心不在焉与可提供下矿挖煤工作给他的某机构官员交谈。随后他疯狂找寻Kes始终不见的绝望，拿着Kes的尸首质问祖德求助母亲自知无果而在片中的唯一一次伤心哭泣，只为两人平添生活的烦恼。这里没有家长借动物之死为孩子上认识死亡的第一课的温馨画面，只有祖德对他的一阵暴打和母亲的极不耐烦。

雷蒙德·卡佛的代表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有一段颇让人伤感的关于人类爱情的描述，“如果我们俩有谁出了事，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也不是。”这段话其实亦适用人与人或动物的友情，东西方皆准。被迫成人的卡士伯以后回忆Kes会否仅有模糊记忆观众只能想象，可以肯定的是，他面无表情埋葬的不仅是Kes的尸首，尚有始终模糊只昙花一现的少年身份。

    肯•洛奇1970年的名作《小孩与鹰》对于英国电影史来说绝对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它紧接发轫于50年代的英国自由电影运动，将自由电影运动独立、尖锐的特点发扬光大的同时，又呼应着30年代“英国记录电影学派”领头人物约翰•格里尔逊的纪实精神，英国电影在反叛之后回归纪实传统，完成了一次超越，实现了一种蜕变。如果说之前的自由电影运动的标签是“新”的话，那么肯•洛奇又为它贴上了另一个标签“英国”，可以说在肯•洛奇这儿“新英国电影”正式宣告破土而生。
    《小孩与鹰》的故事发生于一个普通的小镇，同其他很多英国城镇一样，小镇是依托于此地的煤矿工厂发展起来的。城镇中的绝大部分人均靠此谋生，然后下一代接上一代的班，继续挖煤的工作，这儿是工人阶级聚集之地，早年拍电视政治纪录片起家的肯•洛奇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设置于此也就不让人意外了。这种“工业小镇”的背景设置在此后的英国电影中比比皆是。比如说那部很有名的《光猪六壮士》聚焦于一个没落的工业小镇，六个失业的男人不得不靠跳脱衣舞维持生计。当然，独属于英国人的幽默与讽刺稀释了尊严与价值的沉重命题，在嬉笑怒骂之中隐含着那属于挣扎在时代变革洪流里迷茫现代人的“工业孤独”。肯•洛奇不会去讨论“工业孤独”的问题他关注于政治、阶级差异这样的“大主题”。 《小孩与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来呈现这些“大主题”，用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男孩来诉说出一代人的痛苦与彷徨。60年代英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被导演放进了这个简单的故事中，小男孩比利的痛苦与悲伤难道不是此刻这个国家的痛苦与悲伤吗？
    家庭在比利的生活中是一个在场但缺席的存在。父亲的出走、母亲的不管不顾、哥哥的打骂，折射出家庭对于比利的“意义缺失”。父亲的不在场又与没落工厂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于“衰败”的隐喻。而在工厂工作的哥哥无疑又是“迷茫一代”的代表，他不满在工厂的工作（早上起床时的抱怨），但又没有换另一份工作的打算。在反抗这个日益衰落的“帝国”的同时，又在依靠于它的存在而苟延残喘。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急速地衰败，它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意义的缺失”。不禁想到了约翰•福特的名作《青山翠谷》，电影的背景同样是在一个工业小镇，只不过导演换成了美国人。《青山翠谷》中高唱着家庭的主旋律，对故乡、对于亲人的爱，即使生活待我不公（哥哥与父亲相继死于矿难），但爱能战胜这一切。《青山翠谷》中的矿山给人的感觉是生生不息，就如那青山绿水般朝气蓬勃，洋溢着一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而到了英国人那里，矿山的衰败、家庭的解体，早已没有了那种“田园牧歌”般的脉脉温情。不光是家庭，学习生活对于比利来说同样是场“噩梦”。影片中有一段很长的戏，比利参加足球比赛，没钱买球衣，让体育老师很不满。在之后的比赛中，这个曾经的失败的足球队员，想在学生身上找到荣耀。孩子犯规，他就说是点球，没罚进还说是守门员提前移动，要再踢一次。而他的恶意犯规却被认为是合理冲撞。比利没有守住对方的一次射门，让老师代表的“曼联队”输了球，他怀恨在心，在更衣室中强迫瘦弱的比利冲凉，还故意开大水量。这一段在肯•洛奇纪实、沉默的镜头中让人不寒而栗，看着在凉水的冲刷中无处可躲的比利，观众不可能不感同身受。很巧的是，在另一部英国电影《跳出我天地》中的男主人公也叫比利，同样生活于一个衰败的工业小镇，不过比利•艾略特的运气可好多了。从小迷恋上了“女孩子才跳”的芭蕾舞，虽然刚开始大家还不能接受，但当父亲看到了比利的坚持之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在这部电影中父亲、哥哥、老师都是比利驶向成功路的助推器，帮助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跳出了那个封闭的矿山小镇，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小孩与鹰》中的比利同样也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在这个空荡荡的小镇上没有寄托的比利抓到了一只小鹰，并从书店偷出了一本驯鹰的书，开始驯服这只幼鹰，驯鹰成为了比利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肯•洛奇在影片中不断暗示小镇封闭的环境、压抑的生活氛围。比利不断翻越的篱笆、工厂那一座座大烟囱、狭窄的街道、密集的房屋……比利只有呆坐在草地上望着工厂，或坐在教室中走神去凝望窗外的那个小小的世界。封闭的世界中只有在驯鹰时比利才能抬头看到蓝天。除了篱笆等物件的暗示外，还有一次是比利去捉鹰时被农场主告知他已经越界了，不能再往前走，这儿明显表达出比利无法逃离这个封闭世界的含义来。
    鹰对于比利的意义相信每位观众都可以解读出许多，我觉得鹰是自由、生命与希望的结合体。鹰是比利于这个残酷、封闭世界中爱的寄托，鹰是自由的，即便它被关在笼子里，正如比利所说，“鹰不可能完全被人驯服”，在鹰的心中只有那广阔的蓝天才是它的归属。鹰又是比利无望生活中仅有的具有生命色彩的存在，鹰的一次次翱翔与俯冲，无不是一种生命力的张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蕴含着如鹰般的旺盛生命力，但自由被剥夺之后，这种生命力必然会枯萎。有个故事，敌人质问切•格瓦拉“你所选择的没有生命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格瓦拉反驳道，“你所选择的没有自由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生命建于自由之上，没有自由谈何生命？人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也难怪裴多菲会写出为了自由，生命与爱情“两者兼可抛”的诗句来。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不仅仅是指电影创作方式上的“自由”，其实也暗示着电影对传统的教条、禁锢人思想的行为模式的反抗。约瑟夫•罗西的《仆人》中主、仆身份的互换无疑是对传统阶级观的一次赤裸裸的宣战。同样，在林赛•安德森的《如果》中学生与老师的冲突最后演变为让•维果《操行零分》的武装革命加强版，新一代最终选择了武力去反抗旧体制。六十年代英国“战后一代”的成长，对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颠覆直接催生出一场亚文化革命。在《小孩与鹰》中肯•洛奇的暗示相当高明，比利与几个同学被老师发现吸烟，肯•洛奇一改以往的纪实风格，在这里他给了老师桌子上的香烟的特写镜头。当老师在不停的重申着那些刻板的规则时，几个学生却在后面不停的偷笑。新、旧价值观的交锋在这里被巧妙地呈现出来，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虽然没有爆发像《如果》中那样的流血冲突，但这种矛盾确实在暗地里滋长着。在这个场景中虽说肯•洛奇“意外”的选择了介入，但这场戏还是很好的体现了导演的纪实风格。在老师教训学生时，学生与老师处于前景位置，老师办公室的窗户处于中景，而窗户外的草地处于远景。在这场戏中，突然远景中出现了一个人在走动，虽然人物极小，但由于老师、学生处于相对静止中，画面突然出现一个运动的事物想必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可是这个人物对于电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是在其它电影中，这样的“穿帮镜头”一般是不会出现的，但肯•洛奇却选择了真实到底。仔细想想这样的“穿帮镜头”与戈达尔《筋疲力尽》中群众演员抢主演的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戈达尔想强调的是“电影是假的”，而肯•洛奇想说“电影是真的”。
    鹰所承载的“希望”含义在影片中段十分明显。比利的英语老师看到了比利驯鹰的才能。在全班同学面前关于驯鹰的演讲让比利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中找到了自信，比利的生活看来是要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但肯•洛奇不是斯蒂芬•戴德利，在肯•洛奇电影中的角色很少能脱离自己的命运。《小孩与鹰》中比利把哥哥让他投注赌马的钱拿去买了鹰饲料，没想到那匹马赢了比赛，哥哥却没拿到钱，于是残忍地把鹰杀了。在2002年的《甜蜜十六岁》中，莱姆希望替父亲坐牢的母亲出狱后能和自己开始正常的生活，但结果却是母亲重新回到了恶棍父亲的身边。幸福就在眼前，但就是不可触及。肯•洛奇的电影与其说它“宿命”不如说它“真实”，对于生活于底层的边缘人来说，这就是生活。《小孩与鹰》最后一场戏是比利默默地埋掉了小鹰，也埋掉了他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高潮”段落中，肯•洛奇一点也没有去煽情，而是冷静到几乎苛刻，让人想到他在2006年登顶戛纳之颠的《风吹麦浪》中哥哥枪决弟弟的那场戏。这才是一个高明的导演应该做的，用真实代替煽情，用直指人心的悲痛代替空洞无物的情绪渲染。
    《小孩与鹰》就是这么一部朴实无华的电影，却被公认为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英国电影。肯•洛奇用他坦诚的镜头语言超越了与绝望相伴的痛苦，却铭刻了那整整一代人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