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成本

　　 “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
　　 骄傲！多么矫情的一个词。到底骄傲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我一直以为，慷慨赴死、无所畏惧叫勇气，我从未想过这居然是一种“骄傲”。当一个高等的文明在向一个低等的文明炫耀力量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如此的回答“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正是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也正是这句话，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骄傲”。
　　 之前关于《赛德克·巴莱》的周边新闻已经很多，这恰恰不是我想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其实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自己的艰辛，所以反复提及过程的困难没有一点意义。让我感到震撼和感动的是电影本身，而不是眼球经济时代伴随着电影而来的八卦。
　　 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到玛雅、印第安，弱小文明被强大文明攻占、屠戮、毁灭的历史我们听过太多，但我们大多数人并未产生太多情感，只是这些侵略者和我们无关，这些被屠杀的人也和我们无关。如果不是看过这部片子，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部族叫赛德克，不知道这个部族曾经有过三百人拼死一搏只为骄傲。中国青年对于日本有着太多复杂的情节，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时常被说起，但伴随我们更多的话题是苍井空和《海贼王》。我个人觉得现在举国提倡极端的反日情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我却能在观看《赛德克·巴莱》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植根于骨髓深处的民族仇恨。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雾社事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只不过是教科书里草草提及的一段文字而已，而导演用了276分钟的电影将其展现给观众，我觉得除了赞美原住民的信仰和勇气以外，还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唤醒。曾经和几个台湾朋友聊过，其实台湾人很多都没有根的感觉，他们知道脚下这块土地不是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也害怕脚下这块土地被大陆“共和”。这部片子对于缺乏历史感和归属感的台湾社会无疑是一次触动，同时这部片子也震撼了我这样的大陆人。原因其实还是那句话：“只因为，那个地方叫台湾，那个侵略者叫日本！”
　　 野蛮的骄傲
　　 这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全部。影片的第一个片段便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头山猪进行的小范围冲突，而最终以砍下两个人头而结束。猎杀、战争、奔跑、砍头、高声歌唱、茹毛饮血，导演没有刻意掩盖赛德克族的“野蛮”。这样的“野蛮”在充满了节奏的猎杀中，在畅快淋漓的屠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甚至没有将一个爱情故事融入其中，因为战争已是这部电影的全部。电影中最震撼我的并不是来自凶悍赛德克男人，而是来自妇女与儿童。在大多数的描绘战争电影中，妇女与儿童以一种弱势群体的姿态呈现，逃亡或者被伤害。《赛德克·巴莱》中的妇女与儿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这个种族的“野蛮的骄傲”。母亲和妻子为男人准备好食物便在家中集体自杀，只为了把粮食节省下来；年少的孩子，面对敌人没有一丝迟疑，抱着他跳下山崖……
　　 凄美的山歌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在漫天樱花飞扬绽放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缓缓唱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我的孩子啊！你们尖刀的寒光，让月亮苍白如蜡……我的孩子啊！你们悲愤的额头，还能展开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吗？……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但体现在赛德克族人身上，也体现在日本人身上。但我不想多提及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苦难，因为这压根就不是整部电影的重点。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关于野蛮与文明的交战，看到的是中国与日本的交战，看到的是那种久违的民族情结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人身上淋漓精致的体现……

这两天在youtube上看完了关于整部电影拍摄过程的一个纪录片，未尽之路。然后又翻了一点豆瓣上的长短影评，终于还是觉得忍不住，好像不说两句心里话，就正事也干不下去了一样。

很多人说这个片子就是在渲染“抗日”的英勇。其实“抗日”属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下的概念，这个片子和“抗日”不那么相关。倘若导演就是想讲“抗日”，他实在没必要写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这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少数民族”里面怎么还出了那么多“内奸”呢？如果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看这个事儿，铁木瓦里斯就完全属于内奸了。（sigh，还不能叫“汉奸”。。。=,=）但是片子里完全不是这么描述铁木瓦里斯和道泽群的。倘若铁木只不过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报私仇，他不会在看到雾社妇孺集体上吊以后那么痛苦，对日军喊着说不干了，也不会在和儿子讨论彩虹桥的时候显得那么内疚。他儿子问他说，我们现在和莫那打，是不是将来死后在彩虹桥另外一端相见，就和解了，相亲相爱了？他听不下去了，只好叫儿子赶快睡觉。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也体会到，日军用的那些手段，和赛德克崇尚的那种公开、不为私仇且面向和解的“出草”，是两回事。让他痛苦的不是要去砍杀邻近的族人，因为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那完全可以不算自己的“族人”。让他痛苦的是这个手段。用我们平日里的话来说，就是“这事情这么做着就变味了”。

编导基本上是从赛德克的角度在描述这件事情，而不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讲故事。所以铁木瓦里斯和味方蕃的事情以及细节就非常重要。有兴趣的人可以比较一下维基和百度对雾社事件的叙述。百度完全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所以几乎就没有讲到味方蕃的事情，只在“第二次雾社事件”里略略提及。而维基对道泽群协助日军的来龙去脉是有很多分析的。据说内地上映的版本把这些都当成影响故事主线的枝蔓给删掉了。但这些是不能删的，本来是维基，一删就变成百度了。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我看到很多人在说，这个片子是以“中立”的视角来描述殖民史，因为片子里提到很多日本人帮赛德克建学校、邮局的事情，还找了个长得挺帅的人去演一个愿意“理解”赛德克文化的日本警察——小岛。在我看来这个也有点误解，这个片子其实一点都不“中立”，它没有试图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来讲一个故事（日本人、汉人、赛德克），它自始至终就是站在赛德克的立场上在叙述。所谓的邮局和学校，并不是为了让叙述看起来更加“中立客观”，而是反衬莫纳那些人的痛苦——即使有了学校、邮局这些东西，也没办法缓解我们的痛苦。其实影片的上半部分“太阳旗”通篇都在讲这个痛苦，以及痛苦的缘由。经济上被克扣工资，不能去打猎。被日本人随意打骂，社会地位低下，不受尊重。脸上不能纹面，没有赛德克的图腾，结婚的时候请人家喝杯酒竟然还被推到一盆牛血里面去了。没有人因为被文明人统治而感到幸福，相反大家都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莫那的原话）。所以明知前面就是死路一条也要揭竿而起。

有些人说，导演把战争的场面拍得那么血腥，把那些砍杀妇孺的赛德克都描写得像英雄一样，最后就为了脸上刺点儿青，用命来换图腾，这种价值观不正确。但我更愿意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导演是在用“死亡的惨烈”来反述“生命的条件”：一个人活着，尤其是还有点decent的人活着，需要有基本的尊重，对于未来的预期（死后不被祖灵遗弃也算“预期”的一种吧），以及对于生活的信仰。“信仰”这个词可能太大，但我在这里就是指一套比较基本的对于生活的看法：我这么活着，做着这些事情，和这些人产生这样的关系，是有价值的。一个人要活着，不是说你给他一点福利，把他养起来，他就活着了。对某些个人来说可能可以，但是“人群”又是另一回事了。你不能指望说，我只要给某一个人群一些福利，他们就OK了。而这个恰恰就是现在的人经常要忘记的事情。我们得明白，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并且在大多数时间并不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去维护某一种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并没有立场去指责历史上被逼上绝路的一群人在反抗的时候太过激烈啊。

我对自己能够喜欢上这种满眼杀戮、血溅屏幕的电影，也稍微感到有点吃惊。但它确实让你觉得活着很不容易，而且其实挺好。相爱或者死亡啊～

这部电影让我觉得特别震撼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这些番人在雾社起义中，不分士兵平民的残忍杀戮，连日本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其二是当番人决定打一场持久战时，女人们集体上吊自杀，为了给战士多留一些粮食。

很多人说《赛德克·巴莱》是台湾版的《勇敢的心》或者《阿凡达》，我觉得其实差别很大。好莱坞以野蛮部落为主角的电影中，对这些野蛮人的表现总是充满了理想化，他们比文明人似乎更文明、更有道德。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与狼共舞》比起其他西部片更尊敬印第安人，反而还比不上那些把印第安人当反派的电影。因为这里的印第安人成了披着棕色皮肤的白人，他们成为了白人道德的理想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者，让白人为这些虚构出来的所谓野蛮人掬一把同情的泪。

赛德克人搁现在其实就是一群恐怖分子，而雾社事件就是针对平民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我们隔着一层银幕，远远地观赏他们，又因为都是抗日的题材，所以情感上能够完全接受他们那真实的野蛮。但想象一下，某些少数民族的（×）独势力，当他们像电影中的赛德克人一样，突然出现在你身边，进行无差别的杀戮时，你还能带着敬佩之情么？

所以这部电影恐怕很难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虽然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当得起这个奖了。因为美国电影，不管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只要是主流电影，它都是要造梦的，它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民族进行一种神话性的描述，所以把侵略印第安人的土地说成是西部波澜壮阔的开拓史，又把那些已经被他们所同化吸收的印第安人描绘成具有白人道德的楷模。

而《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引起了我一些生理上的不适的，这种不适倒不是因为它有多血腥，而是里面那种人的野性和对现代文明道德的无视，让我作为观众在移情的过程中很受到间离。我并不觉得文明一定比野蛮要更好或者要更先进，文明很多时候很虚伪，当文明被逼急到一定程度，它会比野蛮更加野蛮和残忍。但文明毕竟是有自己一层薄纱披在身上的，当你直视那种赤裸裸的野性和残忍时，总会有一种被灼伤的感觉。

我挺喜欢《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正面表现了一支野蛮部落英勇反抗暴政和压迫的同时，毫不回避这支部落那种野性的力量与血腥可怕。我不敢说这种表现是最真实地还原了那个部族，因为我不了解台湾的那些部落，但这的确是我从未见过的。比起好莱坞电影中那些民主、自由、开化和睿智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些赛德克野蛮人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野蛮，这种野蛮很丑陋，也很震撼。它不回避，它骄傲地展示自己的野蛮。

如果文明就是意味着被奴役被驯服的话，野蛮就没有理由不骄傲。

前路艱辛，我走此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觀後心得


「（導演）魏德聖是條漢子。」


在上映前，《賽德克巴萊》的花邊新聞幾乎比電影本身還要搶眼，焦點大約放在
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心力、背後又有多少人慷慨解囊之類的；對於魏德聖其人
也是有褒有貶，唯一有共識的大概是：這傢伙說得出，而且還真的給他做到了。
真是條漢子，夠有種！


對於電影以外的事情不予評論，單看其作品本身，也確實帶著一股濃濃的倔味，
強硬地聲明：我要這樣！為什麼？因為這樣是對的！


真是對的嗎？許多事情其實很難評斷對錯，只有取捨。而以《賽德克巴萊》這種
大型商業電影的預算等級（請別拿好萊塢那種妖怪成本來對比，回歸到最初聽到
這部花了七億去拍的史上最貴「國片」來衡量），真的是對的嗎？


我覺得魏德聖最有種的一點，就是明明花了大型商業片的預算，《賽德克巴萊》
卻不算一部商業電影。不管其目的或格局都不是。


他要的遠比那大多了。



＊ ＊ ＊


「……永遠不要把電影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它的力量比你想像的還大……如果
你把它看小，那它就小小地做給你看，但如果把它看大，它可以很具規模地呈現
在你眼前。」


「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
不起你。」


上述這兩段話節錄自《導演‧巴萊》，可以看出他超浪漫的一面；同時也看得出
他事實上並不是個商業片導演，儘管曾拍過台灣最賺錢的商業電影〈海角七號〉。
舉個例子，你就很難想像麥可貝說出這種理想快滿溢出來的話。


商業電影中，電影就是生意，不多不少是個賣給觀眾的產品，我提供心目中你要
的最佳娛樂，你花錢來買。姑且不論麥大叔那種極端的例子，說說手段比他高明
許多的詹姆斯柯麥隆，實現了充滿他夢想的潘朵拉星球，背後推動的思維還是與
商業考量脫不了關係：如何要觀眾心甘情願地為我這個夢想買單？


因為要他們買單，所以，商業電影絕不能去挑釁觀眾。


當然也不能太乖，太乖就嫌平庸，多少得衝撞到一些現有結構，帶點適量的叛逆。
比如《阿凡達》裡面闡述的高貴野蠻人幻想，雖然早已退流行卻因此帶有復古的
魅力，重新喚起人類對於早已失去的部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於現代科技不滿的擬
似解藥，彷彿原始人理當比現代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們其實什麼都瞭解，只是
出於某種更高尚的理念而排斥科技而已。


（如果你身為一個深入納美部落的阿凡達，沒有格蕾絲博士的知識與研究熱情，
沒有傑克作為職業軍人的運動神經能融入納美戰士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外星正妹
對你獻身，你的潘朵拉生活到底可以多有趣？人類所謂的自然通常只有人類喜歡
的自然而已，不包含蚊蚋寄生蟲傳染病或各種有毒會吃人的動植物……）


《阿凡達》的編導選擇讓原始化為智慧與解藥，科技變成邪惡化身，然後讓前者
打敗後者，讓觀眾得到一種從現實逃脫的快感，對於潘朵拉那如夢般的原始生活
滿懷憧憬；但它其實什麼也沒證明，亦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新的認知，那些對於
商業電影而言都是太過沈重的東西因而無此必要。


而且它成功了。


商業電影無須讓觀眾真的去知道什麼他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無須去衝擊既有的
認知，無須去挑戰他們的底線，對於文化保存也不用太具使命感。最佳例子莫過
於《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色》，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詩」電影，其實在「歷史」
面向來是為人詬病的。


（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勒士其實是個領主，不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跟英格蘭
開戰也不是為了愛人被殺而是純屬政治上的考量；片中著名的那場打贏英格蘭軍
的大戰也不是在平原開打而是趁英軍過橋過到一半時施以偷襲；當時的蘇格蘭人
也不是穿蘇格蘭披肩……）


此片曾於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最多歷史錯誤的電影」第二名，被歷史學家
評為：「（本片的）歷史事件是不正確的、日期是不正確的、角色也是不正確的、
名稱也都不正確、連服裝都不正確，簡言之就是沒有東西是對的。」；但它依舊
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經典，儘管有這麼多不真實，或許唯二真實的就是它給人的
感動（片中的不屈英雄兩度高喊Freedom絕對是觀眾永難忘懷的記憶）；此外它
確實在票房上斬獲甚豐。如果單純以商業電影考量，毫無疑問是成功了。


上面舉了兩部商業電影的經典之作，只想為其下兩個簡單的註腳，如果真有所謂
的戒律，這兩條必定包含其內：


1. 別太過挑釁觀眾，所謂的挑釁包括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議題。（比如虐殺孩童
  或動物、好人其實沒那麼好壞人其實也沒那麼壞、太多看似非必要的暴力……）


2. 無論真實與否，故事好看最重要。如果能兼顧當然很好，但若太講究真實會
讓故事不好賣，那就去它的真實。


由上述的兩點，可以看出《賽德克巴萊》是多麼大膽的嘗試嗎？是的，它幾乎都
違反了。魏德聖在電影圈打滾了這麼久，難道這麼淺顯的道理會不懂嗎？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就像賽德克族明知會輸卻還是選擇開戰一樣。為了某些超乎
輸贏之外的理由，他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




重建一個早已失落的時空、文化與人群


到底是如何的環境與文化，才會把獵取人頭當成一種成年必經的儀式並視為理所
當然？歷史課本單純地把這行為定義為「野蠻」，果真如此？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沒有辦法將出草這行為背後隱藏的文化含意講述清楚，
事實上真不好講。我查了一堆資料，只能概略理解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
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出草，必然有某些重大的原因得靠這儀式解決，而儀式的前後
都有許多嚴格的規範要遵守。如果出草成功代表祖靈護佑，一切都會因而順利；
出草失敗則表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必須回去好好檢討。


也或許根本沒有講述的必要。電影不是國家地理頻道，並非把所有知識塞進去就
成功了。它沒那麼多時間慢慢跟我們分說清楚，卻可以用一種更震撼的方式直接
給我們印象。


「活在如此文化底下的，就是像這樣的人。」


很喜歡《導演‧巴萊》裡，當全體賽德克男演員經過特訓到位之後拍的那張合照。
確實給我一種強大的衝擊力。不像是看到一群人，而較像狼群一般的猛獸。他們
可以擁有像我們習慣的原住民印象：笑容爽朗、能歌善舞；卻也可以非常的殘暴，
如果在他們獵殺時，你不巧站在其刀槍之前，就會看到。


電影沒有想要美化這群人，把他們定義為某種失落的美好或者高貴的野蠻，而就
只是平淡描寫那段原住民歷史中發生的事情，對於部落間的累世恩怨與相互攻殺
僅是陳述而不加渲染與責難，他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領域、或說是自己的生活方
式，管你是敵對部落、漢人還是日本人，總之侵入獵場就是死路一條。


這或許是更直接描繪出的人性。儘管並不討好。


原始部落沒有被美化，而代表文明的日本人也沒有被刻意醜化。除了兩個山地巡
察衫浦與吉村一個好色一個個性有問題；其餘代表性的小島（親原住民的代表）、
警局長官江川（始終都是那麼和善地說：不用麻煩。）、乃至其餘眾多的日本人，
基本上都沒有惡形惡狀，頂多就是以自己是優秀民族與征服者自居而驕傲而已。


但老實說，這種事情誰不會幹？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日本人的家庭，在這被征服的島嶼，你會不自以為是優秀民族
而抬起下巴，瞧不起這些搬木頭的蠻人嗎？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賽德克的部落，你會不認為這些侵犯己方領域與文化的外來者
該死，為自己無法度過彩虹橋而恐懼嗎？


他當然可以描繪一個很簡單的善惡對立，加強日本人的迫害印象，把原住民塑造
成悲劇英雄，進而把後續出草的暴力合理化。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闡述一個更深刻
的概念：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人，各自被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深深規範著，之間的
差異與誤解長期積累下，演成了最終的殺戮。這樣的結果在最初日人自認「優秀」
並試圖「教化」這些蕃人的時刻，就已經埋下遠因了。


簡單的善惡對立能讓人看得爽，淺薄但好賣；後者描述的則是難以言喻且悲哀，
肯定不那麼好賣的。身為一部商業片的導演，會怎麼選擇呢？


魏德聖選擇後者。因為這才是他心目中「對的答案」，因為他夠有種。


這是為何全片總是瀰漫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那血腥的殺戮便如宿命一般。兩個
文化不同的族群要相互瞭解是異常困難的，即使其中有相對有智慧的人能瞭解，
兩個族群普遍也無法接受彼此；即使一方用強勢的手段勉強另一方接受了融合，
未來終究會出事。







無掩飾地描繪暴力


魏德聖最有種的，應該是最後大出草的處理方式。


身為一個商業片導演怎麼可以這麼赤裸裸地描繪無辜婦孺遭到砍殺呢？尤其那
無辜的婦孺還是屬於敵對方的日本。他為什麼不學梅伯將原本史上蘇格蘭人偷襲
過橋英軍的情節變成在平原上光明正大互毆的精神，生出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
的霧社日本正規軍之類的，然後讓莫那魯道半邊臉塗成藍色大喊衝鋒？


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在霧社死掉的日本人只有少數是受過戰鬥訓練的，多數就
像片中那樣，只是當地居民與婦孺。因為不能任意扭曲歷史，這才是「對的」。


而為了這個「對的」，必須付出每個觀眾看完後不是爽快，而是悶到不行的代價。
先前沒有張牙舞爪的壓迫戲碼，此時只見一群慈眉善目的日本人被一群賽德克人
如狼群般舉起了槍枝獵刀，演出一場鮮血狂宴。穿刺、斷頭、槍擊，不分婦孺，
全部屠殺殆盡。


在這場屠殺裡，沒有「美」的存在。沒有刻意扭曲的武打場面，沒有感人落淚的
袍澤情誼，有的只是殺。「血祭祖靈！」，一聲大喊下，就連小孩子都拿起了刀劍
竹槍，興奮地加入殺戮。


與原著劇本不同的是，裡面的女性角色並非喜悅地迎接這場多年未見的祭典。


「……留在原地的家眷紛紛和上戰場的男人揮手告別，她們的臉上偶有擔憂，但
大多數都是帶著驕傲而期待的神情。」


電影很明顯不是這樣處理，當開始血祭的男人們興奮地準備殺下山時，女人們只
是漠然地，臉色凝重地看著他們。後續甚至刻意安排一個老婦人在運動會屠殺的
現場，大聲質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是啊，你們在幹什麼啊？


老婦人在問著，每個被留在部落的女人在問著，背後唱著的歌在問著，每個觀影
者心中也在問著。


為什麼非得殺成這樣不可？你們這樣還配稱作勇士嗎？


當然，這背後牽涉到出草的習俗（出草本來就沒在管對方男女老幼的），牽涉到
他們與日本人間的經年仇恨；但即使不扯那些，這也絕非史上罕見的事件。在刻
意美化的電影中，我們鮮少看得到這種慘烈的屠村影像，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人類早已習慣相互殺戮，只是無法正視，於是必須要找個很好的理由才能動手。
所以當這種大規模殘殺竟然是出於一個自己無法深刻理解的理由（出草），那種
苦悶感真是難以言喻。


應該說，殺戮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美過。所謂英雄或勇士都只是被塑造出來的，
實際上幹的就是這麼醜惡的事。只是當我們被逼得正視這件事情時絕非什麼開心
的體驗。看完這一段漫長的殺戮，你還覺得《賽德克巴萊》是標準的商業電影嗎？


確實不是。它描繪了某種人類最悲哀的循環，賽德克族今天糾集了六個分社殺了
一百三十餘名日本人，下集日本人就會把反抗的賽德克分社弄到近乎全滅。並非
不正視就能抹去這段在人類史上重複演奏過多次的旋律，但敢這麼直接不加多餘
色彩地拍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多。


大出草的收尾也很傑出。莫那魯道身上並未染上過多鮮血，身上仍背著許多把想
拿去支援子弟兵的槍枝，在得知一切結束後終能在公學校的升旗台坐下歇口氣，
面對屍橫遍野的廣場。這個賽德克族反抗的靈魂人物臉上只堆滿了疲累與憂慮，
無言地遠眺，下了最好的註腳。




文化保存的意涵


儘管魏導很清楚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但有些分界不是那麼容易區分。最後拉鋸
之下的結果，就是被抱怨的：「音樂太多了，雖然很好聽，但……」


其實多少能想像導演下刀時的拉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節奏，尤其是後
半部份其實是不太順的，雖然也沒有到「拖」的程度，但就是覺得有點該加油門
沒有加足，不該踩煞車時卻踩一下，於是一頓一頓的，儘管車子還是在跑，卻沒
有很順的感覺。


因為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個商品而已，所以不只是修得漂漂亮亮地就好了。我們
經常講一部作品不要太貪心，問題是，下一部如此認真地對待原住民文化的電影
到底在哪裡？


在《導演‧巴萊》中，最常提到的句子大概是「崩潰」與「抓狂」，每一關都是
難過得要命，像這樣的路有誰敢再走一次呢？正走在路上的人怎能期待短期間內
便有勇士追隨其後呢？在參加一次關於原住民作家的座談會中，他們提到一句令
我印象極深刻的話：「我們是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化失落』的恐懼。」不能期待
某位耆老永遠等在那邊給你詢問記錄，有一天他去世了，許多只有他知道的事情
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但儘管再努力，好像都趕不上流失的速度。


作為電影人的驕傲，就是記錄在膠卷上的資訊被廣泛地流通保存，可視為某種半
永久的存在。而如果短期內無法期待一定會有相關的電影出現，那把剪片的剪刀
重量便異常地沈，上面寄宿了每一位曾幫助過此片、提供過協助或意見的原住民
朋友沒有說出口的意念。


所以在編排上，與其精簡情節以增加力度，我覺得他的作法更近於在不過份影響
節奏的前提下盡可能塞愈多東西愈好。那些賽德克族的吟唱、對唱、歌舞，儘管
確實有點多，卻也不至於讓人煩躁，因為美感上是夠的。就某方面而言也可說是
知識與劇情俱足，但從對向的角度說就是有點過多而拖累節奏。但考慮其背後的
沈重意義，實不忍苛責。




結語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在票房上迅速衝得漂亮的數字，儼然要締造影史記錄般，
但這光鮮的背後其實不無隱憂。


其一，它是部「只有在台灣才能賣得好」的電影。（唯一可能因抗日主題而買單的
大陸市場已經因為某些不明因素而給此片不合理的惡評；對於其他市場而言，無論
「抗日」或者「台灣原住民文化」似乎都不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其二，它其實不算以商業考量為先的電影，雖然有魏德聖一貫簡明易懂的風格，
但主題意涵太過沈重鬱悶，亦不符合一般爽片的規格。（海角七號看一次爽一次，
看十次爽十次，這一片嘛……除非斷頭場面讓你很爽，否則要爽有點難。）


這麼看來，其實真的頗危險。但有沒有可能達到？我寧可相信這是個充滿可能性
的地方，而非抹殺夢想之地。


不一定要挺國片，但要挺好片？言之有理。


那麼，我要挺《賽德克巴萊》。它絕對是好片一部。

http://coolcate.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J.A.T

11月26日，当刘嘉玲、陈国富和侯孝贤在台上念出“赛德克•巴莱”几个字的时候，守候在新闻中心里的台湾记者们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在此之前，金马奖已经把最佳导演、影帝和影后三个最重要的奖项全都拱手送给了代表香港来参赛的《桃姐》，如果连最佳剧情片也旁落的话，那几乎就是宣告了本年度所谓“中兴”的台湾电影只不过是局限于本土的一场自娱自乐式的狂欢。好在这个假设的情况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赛德克•巴莱》如愿得到了金马最后的嘉奖，也在质疑声中为台湾电影“翻滚”的201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颁奖礼结束后，我给魏德圣的助手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问，你看过完整版吗？没有。那你一定要看下在台湾上映的版本，跟之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完全不一样。
毁誉参半是否真是因为删剪过多的缘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离开台北前的最后一晚，我特意跑去101旁边的影城买了2张《赛德克•巴莱》的票，从21点40分一直看到凌晨3点多。这绝对是一次不同凡响的观影体验，算不上美妙，但极度震撼。从电影院走出来，游荡在台北之夜空荡荡的大街上，我脑海里被三个字填充的满满：不简单。魏德圣太不简单了！虽然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导演的获奖感言所说的，他做的还不够好，比如特效太假，情节拖沓，但题材和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观众都或多或少会想去了解一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而这恰恰也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最大意义。

发现“南部”：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

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诚品书店里的畅销书专柜上，有关“雾社事件”的各种书籍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等待着接踵而至的买家。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关“雾社事件”的书写、论述和研究从战后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文学作品，但电影作为最受大众关注的媒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作品的总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十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不是身在台北心系着神州。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也都在计算之中。

公式化结构：反殖民斗争的野蛮骄傲

电影的开头，大清朝的官员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然后带着愤恨的眼神逃离日军雄伟的舰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长达50年的殖民地时代。
随后，电影里的情节都变得异常熟悉，强权欺凌弱小，文明征服野蛮，枪炮战胜刀剑，铁路毁坏家园……这就和我们在诸多西部片里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只不过印第安人变得了赛德克——同样都手持着弓箭呼啸在山林之间。甚至要把《赛德克•巴莱》说成是一部台湾土著版的《阿凡达》也不为过，虽然没有强大的特效技术做后盾，但在两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抗争意识都如出一辙。你还可以列举出太多雷同的故事来拼出《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的公式，比如《斯巴达300勇士》（300赛德克人对抗装备精良的几千日军）+《勇敢的心》（莫那•鲁道领导族人奔向自由）+《断头谷》（赛德克人好砍敌人头颅以标功绩的风俗），大抵是因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只有时间的先后，而过程本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赛德克•巴莱》并无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胜在对台湾原住民风俗的尽情展现，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岛外观众的猎奇心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和上述种种好莱坞大片不同的是，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峙中，《赛德克•巴莱》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也令观众无所适从。文明固然可贵，但在卑躬屈膝的文明面前，野蛮的骄傲也足以让人尊敬。

冷酷：后殖民视域下“中立”视角

《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让他高呼着“freedom”浴血厮杀，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说，“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打我的。”就是这么“正当”的理由，血洗了无辜的生命。杀戮总是能将人变成魔鬼，哪怕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也是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而爆发的怨恨，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即便是带有种族主义的军警也并非多么的十恶不赦，反而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曾试图用一个中立的视角来反思战争，而《赛德克•巴莱》虽然也是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纠结：身份认同的危机

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
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正如香港人至今也分不清自己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样，这种危机在当下的台湾也同样存在。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有根的老一辈逐渐卸任，无根的新一代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二选一的尴尬。而台湾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身份认同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台湾日渐式微，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则持续升高，1992年为17.6%，2010年达到52.4%。“去中趋台”是当下的一个趋势，虽然未必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饰演该角色的徐诣帆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和最佳新人亮相提名并最终夺奖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
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名叫达奇斯。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被日本同事嘲笑“两个番人生不出日本孩子”，学历最高收入却比日本同行低一个档次。一张原住民的的脸，就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忍了二十年，本还想再忍二十年。
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他死前和弟弟的对话是赛德克语，但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却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弟弟的话更叫人难忘：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而我猜，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