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1、相比本片通行的译名，我更喜欢另一个，《别人的生活》，更配得上这部电影内敛、忧伤、沉默的气质；

2、在本片的最后，当编号为XX/7的窃听员拖着小箱子沿街派送信件的时候，他的背影，看起来孤独极了，但是，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那里，也许平静得像落满了花瓣的湖面；

3、如果某些人优越的人生，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悲惨生活来交换，我们会怎么做？会视而不见的吧，因为我们是优越的那一方。会逐渐习惯的吧，因为我们的悲惨似乎很难反抗。但是，电影里的那些人，却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4、真正的恐怖，不是电梯里遇见鬼，而是，前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
5、所谓的良心，不是随手给路边的乞丐一枚硬币，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期望温暖的平静，即使知道前路一片泥泞，依然，不回头的，风雨前行。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电影里出现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感动，会让我们眼眶湿润，那是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人，似乎从来不会出现；

6、影片当中，扮演窃听员XX/7的演员拥有令人赞叹的演技，他似乎有一颗大理石做成的心脏。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亲人，但他顽强地活着，就连喜悦，也要被掩饰起来。但我们能明白地发现，最后那一个镜头里，他对营业员说：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他脸上的那份轻松与满意，足够使他，觉得人生都不虚此行；

7、如果有人以为，影片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现实，已经足够黑暗而恐怖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太乐观了些，为了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为了平静地活着，其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将打字机藏在地板下而已；

8、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许，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到最后的时刻，色彩终于明亮了起来，但是，明亮永远只是暂时的，会有新的黑暗，很快来到。只要人心不变，凡事都不会有改观，但是，人心会变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9、本片最令人感动的一个镜头，出现在作家的演员妻子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窃听员XX/7跑上前去，喃喃说道：您不要死啊，我已经把打印机转移了。可是，一切都晚了，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疼；

10、如果谁去期望，仅仅一部电影，能留下多少感动，能让人心有多少改变，那，太天真。我们依旧，在黑暗里活着好了。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或写人或叙事，都带着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无论是残酷的二战，还是荒谬的冷战时期，在批判和否定之余，更多了一层人性化的考量。
　　《窃听风暴》描述的是八十年代的东德，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国家安全局扮演着重要又特殊的角色。影片的主人公维思勒（代号ＨＧＷ　ＸＸ／７）就是为其服务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窃听人员。他现在离开了一线，在授课培训新的情报人员，但在已经当领导的前同事的邀请下，又重新出山，去监听一对作家演员夫妇。
　　影片一开始，就从维思勒的授课以及大段当年审讯时的穿插画面，表现了他的冷静和专业。而到作家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在窃听的过程里，也渐渐的起了变化。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真挚和丰富的情感，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当他在无人的时候，走进他们的家，看到那些他听到的事物，钢笔，沙拉叉，感觉亲切而奇妙。他偷偷拿走了作家的诗集，并为之感动。他热爱那位美丽的演员妻子，在她无奈痛苦的时候，他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给她鼓励和支持。与之对应的是他自己的孤独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他无法回答失去爸爸的孩子的问题，而按钟点办事的妓女是无法宽慰他的。
　　虽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依然尽职的做着他的工作。直到上司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尽管尽公职守，但任何情感的流露，都可能给他带来杀生之祸。他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也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和缺失。他藏起了原本要上交的报告，并开始为作家他们做起了掩护。
　　最后，在躲过了上司的怀疑的同时，维思勒偷偷拿走了那台作为重要物证的打字机。对作家的调查因没有证据，而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维思勒被调去查验信件。和他一起干拆信工作的，还有那位在食堂里开国家领导人玩笑的年轻情报员。
　　以作家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现实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重要威胁。他们被监视、被窃听，从没有创作自由，到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有人沉默，有人反抗，艺术家之间也相互指责，但其实每个人都是无奈的。那位受人尊敬的被禁了已经六年的老导演的自杀，将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作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冒险发表了让人震惊的“东德自杀人数调查报告”，向世人宣告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而作为告密者的妻子，虽然她有著名演员以及作家妻子的特殊身份，但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背负着告密者恶名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从出卖自己，到出卖别人，你可以说她不够勇敢和坚定，但不该亵渎其灵魂原本的纯洁和坚韧。死亡，是一种最无望的告别。但在那一瞬的碰撞和迷乱里，带着让人思索的自我救赎。
　　后来，柏林墙被推翻。再后来，两德统一。
　　在剧院里，作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他的妻子。逃到剧场外，他遇见了当年的死对头前文化部长。在交谈里，作家惊奇的发现他自以为安全的家其实被严密的监控着。回到家，他寻找着窃听器，疯狂，愤怒，更有一丝事后的不寒而栗。影片没有纠缠于对过去的控诉，而是顺着线索，让作家去寻找自己没有被发现的原因。他在档案资料里发现了监听他的“ＨＧＷ　ＸＸ／７”，当找到他人的时候，作家却止步了。
　　两年后，作家出版了名为《一个好人的奏鸣曲》的书，献给“ＨＧＷ　ＸＸ／７”。
　　最后是意味深长让人感慨良多的一幕。由拆信变成送信的维思勒，经过书店时，发现了作家的新书。他买了一本，书店的伙计问他是不是要包起来送人，他说不用是给自己的。是啊！这书不仅是作家献给他的礼物，也是他自己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温暖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