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看完电影立刻去把小说也看了，发现是篇短篇小说，结局截然相反。但我还是把电影当做来客的解读，电影把达吕和穆罕默德刻画得非常具体，而且更能清晰表达二人的思想。穆罕默德不是懦夫，他认为自己很勇敢，设计了这一切，让家人保住了性命，他很执着，一定要去接受审判。如果他没有与达吕经历这路上的一切，他就会选择书中的结局，走他原本的路。这正是改编高明的地方，他认识到了如此珍爱生命厌恶杀戮的达吕，那场几乎冻死人的大雨，那场死了十多人的小型战争，那些人都是昨夜一起在山洞过夜的人们啊，那些都是为了阿拉伯人抗争的人们啊。穆罕默德有着求生欲望和本能，但他还是选择送死。达吕对着射杀投降人们的军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对着依然选择送死的达吕说，我们多么幸运才能活到现在，还活着！送死是妥协，别妥协！也许正正因为他是被阿拉伯人称为的法国人、被法国人称为的阿拉伯人这种游离中间的尴尬身份，让他更能理性地不去选择极端的方式。也许也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对穆罕默德也经常用着教育的方式，一开始希望他逃跑只是出于省了自己的麻烦，当后来知道他的原因，他开始同情这个连女朋友都没交过的男孩。也许也因为他曾为少校，对战争杀戮产生了厌恶。还有他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在妓院里，他轻轻地搂着那个女人的腰，把头埋在她的胸前，说出很久没有这样了的话。 穆罕默德终于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终于成为真正勇敢的人，选择了那条生之路。

这部电影有让我想到都灵之马，只是那片浩瀚变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高地沙漠。每个镜头都很干净，两个人如同沙漠中的小小沙粒，更显得生命之可贵。男主的演出满分，那双深邃的眼眸仿佛会说话，总是不屈不挠的姿态，偶尔与穆罕默德开玩笑露出的笑容，（特别是大雨后的清晨二人吃着穆罕默德找来的苦的果子，还说像面包，然后就被抓了...）最后与学生们告别的不舍，都在直击观众的内心。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4年写了一则13页的短篇小说《来客》，3年后收录于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当中。同样是在1954年11月，反殖民争独立性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在该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殖民军队间爆发。 　　因此，这则发生于短短一夜，关于一个宪兵抓住一个当地杀亲凶犯，将其移交给一位法裔乡村教师，要求送往附近城镇进行判决的故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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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要我交人，办不到。”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结婚是什么样的？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由头条推荐而在西瓜视频上免费观看。一如影片的空旷与冷静，看完后也很平静。没有泪滴起伏，没有千回百转。导演用平白而有力的语言，叙述了一段欧洲中部山区的陈年往事。主人公是个退役的少校，安心在山区担任一名教师，教当地的孩子们识字。他的部下和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的统治，经常干些屠杀的勾当。另外一派作了反对党，一心想着推翻现在的政权。当地的阿拉伯人老百姓，还是按古老的生活习俗，过着有仇必报、快意恩仇的中世纪生活。 如果本片有什么色彩的话，当然是主人公听说穆罕默德还是个处男，没有结过婚就得死的时候，带着他顺道去了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用一把上好的枪换来一个妓女，满足穆罕默德的小小欲望。顺便，老板娘良心发现，也白送一个娘们给主人公玩玩。当两人心满意足地重新踏上自守的三岔路口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主人公让穆罕默德另外寻找生路，不要白白的送死，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女人可以结婚。而自己呢？重新回到学校，打扫好教室，让完最后一切课，挥别阿拉伯小朋友。电影到了这些，就断了，后面由观众自己脑补。我给出的结尾，就是他重新拿起枪，寻找他的老战友，走上反抗军的道路。因为，政府军打死了投降的反对党，这是不对的。 整个影片，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就象一位年近古稀的长老围座地昏暗的火炉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如同三月里的小雨，絮絮叨叨，绵绵无力，但又似山涧小溪，潺潺流淌而不断。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欧洲西部片。

虽然影评人很少，但他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这也是许多颠覆世界观的电影，虚伪而又虚夸所不能及的。现在这个社会电影只是为了迎合市场和口味，肤浅，虚伪，金钱欲望之屋堆积。再也很少看到有味道而又深刻的电影。伤害一个人很容易，滋养和感化一个人却意义非凡。慢慢的真实不花哨不取巧，讲个平凡的人说个人性的善！

看影片前先去了解了1954年的阿尔及利亚，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影片刚开始，延绵山丘中那遗世独立的房子好像隔绝在乱世之外，让人心感静谧，安稳。但很快，影片迎来了冲突点，达吕被迫押送杀人犯穆罕默德去警察局接受审判。

整部影片给我感受最深的是黑暗与影影绰绰光亮之间的胶着。夜晚到来时，达吕的小屋永远笼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好像这场寂静永远不会醒来。改变开始于达吕照料生病的穆罕默德，昏黄的油灯开始有了温度，两人的友谊在光亮中萌生。后来两人被起义军抓为人质，同样是在漆黑的夜晚，达吕难得能和别人分享记忆中那场美好的婚礼，仿佛已是尘封久远到此生不会再提及的过往，他的笑容与神往在灯光的映衬下照进了穆罕默德的心里。获救后，两人在岔路口分别，毅然走向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虽然深知放走穆罕默德的严重后果，穿梭在深夜黑色的山丘中，达吕月光下的剪影却步履轻松，只因穆罕默德最终选择了沙漠。历经这一切，终于回到学校，依旧是黑暗中的小屋，达吕却在抬头远眺时望到天边美轮美奂的晨曦光景，天一亮，孩子们又要来上学了！

整部影片没有强烈的色彩对比，甚至总是被黑色笼罩，但在黑暗中又总会有点滴温暖的光陪伴左右。影片的最后，达吕不得不放弃他挚爱的孩子，放弃这片生长的故土，但在他心中，又有什么比让一个人心怀向生的信念更重要呢。这就是他，虽然远离人迹，但却心怀人烟。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最佳觀影體驗！一次心靈和人性的旅行與拷問。我們所謂的正義在某一刻可能輕易地就會顛覆。押送犯人的途中我殺了威脅我們生存的人，我變成了犯人，而犯人竟深感悲傷自责，解下頭巾為亡者做了禱告；曾經一起為正義而戰的戰友，在變化的局勢中成了陌生人、甚至敵人，當立場不同，你所謂的正確、正義，是不是只是你的選擇；當去往刑場的最後一個分叉口來臨，你是選擇屈從于他們所謂的正義而奉獻自己的生命還是願意給自己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果一個人殺了人，心中沒有悔意，沒有善良，沒有感知，就算被所謂的正義殺掉又有何意義？如果一個人迫於某種壓力殺了人，心中虔誠的悔過，感知主，傳遞善良，那他能不能有一次改頭換面重來一次的機會？我們所謂的正義，只是我們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