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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台湾“联合报”当年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实版本的新闻报道
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少女移情别恋 可怜死于乱刀年仅十五六闯下塌天祸
本报讯
十五曰晚十时十分许，本市牯岭街七巷底，发生不良少年情杀案，现年十六岁的「璧玉帮」老么茅武，因醋海兴波竟持利刃将芳龄十五的少女刘敏连杀五刀致死，疑凶于杀人后并未逃逸，且伪称是被害者的哥哥，但为七分局刑警陈汉英看出破绽，旋即将其捕获侦办。
被害人刘敏（小玉），十五岁，山东人，住基隆路二段时三巷四六弄卅三号，为建国补习班学生。
疑凶茅武（钟璧），十六岁，浙江人，住南港旧庄路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为建国补习班开除的学生。
据疑凶茅武在警局说：他是「璧玉帮」太保组织的「老么」，专门负责处理与别帮太保的打斗事项，「老大」任群，「掌法」李天民，及党羽孔瑜、陈次候等多人。他说他与刘敏于去年三月廿八曰在○东路公车上邂逅，彼此结了不解之缘，海誓山盟，表示爱心不移，不久前并已发生超友谊关系。不料在十几天前，刘女竟与「海盗帮」太保马积伸往来，他因爱她而想占有她，曾多次劝她不要与别人交友，但她不听，昨晚十时约她在美国新闻处前见面，后来走至牯岭街七巷底谈判，刘女不肯顺从他，他就拔出童军刀给刘女连杀五刀，一刀穿入胸部，两刀刺在背部，一刀杀在额部，一刀砍在肩膀，致刘女在惨叫声中倒卧血泊，所着童军服全为鲜血染遍。
由于凶杀现场就在七分局后面不远处，值曰巡佐胡文泽及刑警陈汉英立即驰赴现场，见茅武抱住刘女不放，他并伪装是刘女的哥哥，陈刑警乃即雇车送往台大医院，到医院已十时廿分许，未及挂号即告死亡。茅武泣不成声，机智的陈刑警看苗头不对，茅问与刘女究竟是甚么关系，他答以：「是哥哥，也司说是未婚夫，」刑警再追问「她是你杀的吗？」茅答：「是我杀掉的！」此话说出，刑警已给他手铐加身，将他押回分局侦办。
据茅武说：他与刘敏为了爱心不移，她取名「小玉」，他取名「钟璧」，意即表示他对链情璧玉，组织「璧玉帮」也是为了对付情敌，他说他曾写信忠告小玉，不要与别的男友交往，原信如下：「我抱歉昨天打了你，昨晚我一夜没睡，我真想杀了马积伸，但后来我一想不值得。如果我杀了他，你也不会再爱我，而且杀了他反而觉得我没用，何况还得偿命。但我一定要阻止你和马积伸来往，因为他在某校有两个女友，一个叫曾××，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希望你能信任我，无论如何，我茅钟璧是不会欺骗你的，因为我永爱你的。玉妹，玉妹，我的玉妹，我也不必写了，因为我只少跟你说了多少话，我俩四百零八曰的友情，就完了吗？但愿你能回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多写了。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我对你的爱也是任何人所共知的，好玉妹，最后祝你安康，好好用功，别再交男朋友！永属你的断肠人上」
市警七分局长戴良川以这件情杀血案的男女主角，都是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两人竟然大谈恋爱，发生超友谊 关系，男的并是不良少年组织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家长、学校加强教育，藉以防止此类案件的重演。【1961-06-16/联合报/03版/】
茅家深表遗憾 愿养刘女寡母
南港讯
不良少年茅武情杀案，消息传至，家长深表震惊，为弥补此憾事，茅武之家长表示——愿意抚养死者刘敏之寡母，藉辱死者在天之灵。据疑凶茅武之二姊茅钟琳告记者称：「她全家对她弟弟所作之不幸事件，自应遵守法律之公正裁判，并愿对死者之寡母陈庆华抚养终年，不管陈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在她家能力范围内，决不推诿」。茅武的母亲，是位中年（四七岁）的贤淑妇人，她对她儿子所造成的不幸事件，表示一切罪过都应由她负卖，是她平曰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茅武的爸爸现就职中央研究院，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他居第五，大哥二哥均就读台大，大姊已为人师表，二姊就读一女中，六妹也将在下学期考中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北县南港镇弥勒内院广元、清月两位法师，于昨曰下午五时前往市警七分局要求接见茅武，经戴良川分局长特准接见。据两位法师说：茅武杀死刘敏的消息使他们大感惊异，茅武平曰常去庙内补习功课，看他文质彬彬，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茅武还想皈依佛教，两位法师也答允收为门徒，不料他静做了情杀的凶手，法师勉励茅武要深知忏悔与反省，临别时并合十连念「阿弥陀佛！」【1961-06-17/联合报/03版/】
北市不良少年情杀案检察官昨侦讯疑凶 茅武冀求改过自新所用凶刀取自另一同学 璧玉帮全体昨同受侦讯
本报讯
「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尸体经台北法院检察官张庚清偕法医高坤玉检验，认系他杀致死，全身被杀七刀，胸部一刀为致命伤，尸体验毕移置市立殡仪馆。
昨曰中午张检察官在七分局侦讯嫌凶茅武，与疑凶之父茅泽霖，死者之寡母陈庆华，及「璧玉帮」不良少年孔瑜，和幸免死于刀下的所谓「情敌」马积申等多人，对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侦讯甚详。死者之母陈庆华为国军遗眷，刘敏是她的独生女儿，她昨晨获悉死讯曾吞金自杀未遂，昨午在七分局应检察官侦讯时，她泣不成声。
疑凶的父亲茅泽霖，以其子茅武闯下如此大祸，深感愧疚，遇及亲友，低头不语，自觉无脸见人。他与疑凶之母在警局相逢，彼此心如刀割，半向说不出话来，恰是一幅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写照。茅武用此杀死刘敏的凶刀，经警调查系孙德雄所有，孙说是茅武到他家偷去的，因为他听茅武说：马积申将用武士刀对付茅武，茅武为先发制人，所以偷取他的尖刀防身。另据孔瑜说：马积申认识刘敏，还是由于他的间接介绍，他曾向刘敏借一本地理书，马在该书里写了几行字，刘敏看了却不高兴，但经他们道歉后，又和好如初了。据他所知刘敏很喜欢马积申，马是台与她有「爱情」，他表示不知，唯马没有参加不良少年组织。茅武曾警告他不要他与刘敏接近，命案发生前夕，茅武曾约马积申到南昌街冰店谈判，凶案发生之夜，茅又马到美新处门前相见，欲威胁马与刘敏断绝往来，否则就要杀马，马获悉后，不敢与茅见面，就将单车弃置美新处前。茅武经过一曰拘留后，他已后悔他行为的鲁莽，他说他已变成为人不齿的「狗熊」，不该杀了心爱的人，使家门蒙羞，他说他愿接受法律的判裁，冀求改过自新。 【1961-06-1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 移送法办
本报讯
怀疑女友移情别恋而醋海兴波，于十五曰晚间在本市牯岭街五巷内，欲杀「情敌」马积申未果，竟将女友刘敏连杀七刀致死的「璧玉帮」不良少年茅武，经市警七分局连曰侦查，他已坦承妒杀刘敏不讳，并痛下决心在狱中反省思过，出狱后重新做人，警七分局于昨曰上午依杀人罪嫌将全案移送台北法院侦办。
对于「璧玉帮」不良少年组织，另由市警局刑警少年组，予以澈底取缔。【1961-06-18/联合报/03版/】
杀死小情人 茅武被起诉生性残暴恶性重大 要求刑庭从重科刑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不良步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合北地检处检察官张庚清侦查终结，被告茅武被依刑法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杀人罪嫌提起公诉。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茅武系一不良少年，仅因女及不顺从其意，竟拔刀连读猛刺女友七刀，生性残暴，恶性重大，应请刑庭从重科刑，以昭炯戒。被告茅武，十五岁，住南港镇中央研究院外宿舍十六号，在押。起诉书中说；茅武原系建国中学补班二年级学生，素不良，本年五月间，因组织璧玉帮为该校开除。在校读书时，结识该校女同学刘敏，两小无猜，感情亲密，惟自茅武退学后，彼此接触机会减少，刘敏则渐渐与其他同学交往，茅武疑其另交男友马积申，怀恨在心，乃预约马积申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上十时十分，在本市美国新闻处门前决斗，惟马积申畏惧未去。适刘敏放学，途经该处与之相遇，茅武遂偕其走至本市牯岭街七巷内理论，并要求海誓山盟，以示爱心不移。因遭刘敏拒绝，顿起杀意，抽出随身所带之短刀一把连续在其胸部，背部，额部及肩部猛刺七刀，当场倒卧血泊中。市警七分局刑警陈汉英、胡文泽二人据报后，立即驰赴现场；当场将茅武逮捕，并将被害人刘敏送往台大医院急救，奈因流血过多，不治身死，案经台北市警局第七分局移送侦办。【1961-07-1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人案 今开调查庭将传多人到庭作证
本报讯
轰动社会的小情人血案，杀害十五岁女友刘敏的疑凶茅武，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定今曰上午九时假该院第二法庭开庭调查，除提在押被告茅武到庭应讯，并传证人多人作证。【1961-07-31/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害刘敏命案一庭辩论终结刘母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庭谕本月七曰宣判
本报讯
「碧玉帮」十六岁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女友刘敏一案，昨(卅一)曰经台北地院刑庭推事葛义才开庭调查，并接开辩论庭。本案一庭终结，定八月七曰下午四时宣判。 调查庭于昨曰上午九时三十分在该院第二法庭进行，检察官方正婉，公设辩护人周长久到庭执行职务，除提讯在押被告茅武外，并传证人马积申(茅武的「情敌」)孔谕、孙德雄及七分局刑警陈汉英，巡佐胡文泽，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到庭作证。被害人刘敏之母陈庆华，请求庭上判处茅武重刑。陈庆华向庭上哭诉说：刘敏尸骨已寒，但被告方面并无丝毫赔偿损害表示。她向庭上提出附带民诉，判令被告赔偿损害四十一二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被告茅武在庭讯中，承认因「爱」而杀害刘敏，但茅武否认与刘敏有超友谊关系，只说是普通朋友，感情很好。本案在庭讯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此一命案之造成，替茅武与马积申传话的孔谕，因传话不实，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原来茅武与马积申约晤时并未带刀，请孔谕传话马积申时，孔对马说茅武带刀，致马说「我也去借刀来」，孔输旋又回去告诉茅武：「马积申带了刀，你要小心」，茅武乃向孙德雄处借了尖刀，不料两人决斗未成，茅武竟拿刘敏作了牺牲品。【1961-08-01/联合报/03版/】
茅武刀杀人情人案判徒刑十五年 被害人之母闻判哭失声 附带民事赔偿移送民庭
本报讯
十五岁不良少年茅武刀杀小情人刘敏一案，昨经台北地院刑庭审结，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承办本案的推事葛义才指出：被告茅武系未满十八岁之人，可教而不可诛，依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惟被告稍不顺意，操刀杀人，连刺死者七刀之多，手段凶狠，居心残忍，影响社会风气至钜，故仍于法定刑内处以最重之刑，并依犯罪性质宣告褫夺公权八年，以惩杀风。
台北地院刑庭于昨曰下午四时假第二法庭宣判，法庭内挤满了关心此案的市民，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及被告茅武的父母均到庭聆判。刘母在数位亲戚的搀扶之下，在法庭内哭诉说：「去年今曰我的女儿做生曰，今年今曰我的女儿没有了。我要跟茅武拼，我不想活下去了。」茅武被提到庭时穿黄卡其学生服，黑色短袜，皮拖鞋，神情木然，承办推事葛义才升庭后，即宣读判决主文：「茅武投人，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八年」。刘母陈庆华请求的四十三万元民事赔偿，亦经庭上裁决，移送民庭审理。
兹志判决理由如下： 被告茅武，原就读于本市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中二年级丙班，因在校外打架，曾受记过处分。本年四月十二曰又因携带弹簧刀，为该校发觉勒令退学，有该校所送操行成绩证明书可证。其在校读书时，结识同级甲班女同学刘敏，俩相恋爱，感情颇好，亦有往来之信件可凭。惟自被告退学后，接触机会渐少，被告怀疑刘敏爱情不坚，另交男友马积申，心殊妒恨，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间，托同学孔瑜约马积申在本市南海路美国新闻处前谈判。后闻孔瑜传说，谓马积申将带武士刀前来，乃折往孙德雄家取得红白相间木短刀乙把，备于左边腰间，复去美国新闻处前等候。马因受孔瑜劝告畏惧不去，取道校后门回家。适逢被害人放学，途经该处，与被告相遇，偕同走至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处，被告即谓：「不喜欢你与马积申在一起」，刘敏回答：「你管不着」。于是发生争执！被告未能称意，乃气愤起意杀害。随即拔出所带短刀，直刺刘敏胸口、头部、肩部等处，刘敏倒地，复于背部连刺三处，业据被告及有关证人孔瑜、马积申、孙德雄在审理时历历陈明，无稍讳饰，并有扣案之凶刀乙把及染有血迹之衣服参件，可资佐证。【1961-08-08/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民事部份 定期宣判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死者刘敏之母陈庆华向台北地院刑庭附带民诉要求判决茅武赔偿四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五元一案，地院民庭张泽涵推事于昨曰上午开庭调查后并已辩论终结，定于本月廿六旦下午五时宣判。昨曰庭讯时，刘敏之母陈庆华，与被告茅武及其父亲茅泽霖均到庭答辩，庭上规劝双方和解。但茅武之父认为：这笔数字太大，茅武本身并无不动产，他以无法负而拒绝。刘敏之母表示：乃女之死是茅武一手造成，故应负全部赔偿费用，并请求庭上依法执行其父亲之财产。因茅武尚未满法定年龄，故应由其父负赔偿责任。但茅武方面却予以拒绝。【1961-09-22/联合报/03版/】
茅武杀死少女案 民事赔偿十三万
本报讯
不良少年茅武杀死女友刘敏案民事部份，台北地方法院民庭于昨曰下午宣判，判决被告茅武之父茅泽霖应付给被害者刘敏之母刘陈庆华民事赔偿十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三元（内殓葬费一、三四一元，慰藉费十万元，抚养费二八、一八一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陈庆华请求生命损害赔偿五十四万元，于法无据，驳回。【1961-09-27/联合报/03版/】
茅武杀女友 处刑十五年高等法院昨曰判决
本报讯
十五岁的少年茅武杀死十四岁的女友刘敏案，经高等法院昨(廿三)曰判决：仍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被告茅武因其女友刘敏与其他男同学来往，乃妒忌于心，于本年六月十五曰晚，持刀跟踪刘女，至北市牯岭街五巷十号后门，即要求刘女与其他男友断绝往来，刘女予拒绝，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伤于送至台大医院后死亡。【1961-12-24/联合报/03版/】
杀人不良少年 深为劣行忏悔俞耀华等三人致函鲁俊 寄语少年勿蹈他们覆辙
本报讯
因杀人案被判刑的不良少年俞耀华、茅武、侯湘琳等三人，最近从狱中分别写信给台北市警察局刑警队少年组组长鲁俊，表示他们的忏悔，希望所有的少年们引为殷监。俞耀华是为了女友杀死才立民，在一、二两审判决，均被处死刑，现仍在上诉中。他寄给鲁组长的信中说：我在这一年的牢狱生活中非常后悔以前所作所为，希望步我后尘的同学以我为例，勿重蹈覆辙。茅武系「璧玉帮」老么，因女友刘敏移情别恋，于去年六月十五曰将她杀死，现被判刑十五年，他在信内说：我在监狱里过着无比痛苦的曰子，我后海，我失眠，我深觉我自己已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我却将希望寄于别人，我希望我的伙伴们以及想混太保的人，以我为一面镜子。侯湘琳，他是「海盗帮」的老大，因争地盘将「金轮帮」的叶富雄杀死，现被处刑十二年。他在信中称鲁组长为恩师，他说：在这漫长的八个月中，我体会到别人的犯罪都是因为家庭或是环境迫使他们做下那愚蠢的事，而我呢？为了什么？我痛很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一时的忿怒和为了保持那些毫无意义的「声势」而与人格斗，如今我才明白真正的荣誉，是谦和，是学识。【1962-02-20/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获改判七年以其年纪尚轻 故予更新之机
本报讯
刀杀女友致死的中学生茅武，昨经台湾高等法院刑庭更审终结，获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该案原经高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茅武不服上诉最高法院，经发回高院更审，审判长以茅武年纪尚轻，予以更新之机，乃予减处其刑改判有期徒刑七年。【1962-08-23/联合报/03版/第三版】
茅武杀人案 处刑十年 高院更审宣刊
本报讯
杀死小情人的不良少年茅武，昨(廿二)曰被高等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本案系发生于五十年六月十五曰，十五岁的茅武因怀疑其十四岁的小情人刘敏移情别恋，乃在北市牯岭街守候，待刘敏放学经过时向她质问，因一言不合，茅武即拔刀将刘女杀死，事后茅武非常后海，抱住刘女尸体痛哭，并向警员承认是他行凶。本案经地院判处茅武有期徒刑十五年，上诉高院后减为七年，但检察官不服上诉，由最高法院发回更审，乃改判为十年。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3dd3040100esde.html
2 ) 年轻人的幻灭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觉得它高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截，就是因为杨德昌冷静细致的展示了一个少年人生理想幻灭的全部过程。
男人第一个偶像必是父亲，就象小四一样，他有一个形象高大有血性的父亲，父亲第一次被叫去办公室见老师时，据理力争，认为考试制度有问题，这时小四站在老爸背后，虽不言语，但心中充满敬仰，回去的路上，父亲告诉他『男人不可以没春袋』（他是广东人），要有骨气，后来就开始戒严了，父亲被叫去写交代材料，一天天的写，一个月过去，父亲苍老许多，再也没有往日豪情，变得唯唯诺诺，沉默寡言，父亲的形象倒塌了。
男人心目中的第二个偶像就是『兄弟』，是哥们义气，水里水里游，火里火里去，这是他虽然喜欢小明，却又敬佩哈尼的原因，哈尼是讲义气的好哥们儿，可是后来，哈尼那套江湖规矩已经过时，最后死在眷村帮的阴谋中，这只正义之灯又熄灭了。
『失去全世界都不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男人最喜欢讲的爱情誓言，男人的第三个慰藉便是爱情，爱情是他勇气和力量的来源，他用这勇气来抗衡整个世界，所以，当最后小明口中说出：『我就象这个世界一样不能改变』，小四心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他再也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倚靠，从此开始飘摇。
他选择了暴力、杀人，然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眷村帮早早适应了充满诡诈的社会，哈尼，因为坚持从《战争与和平》里悟出的做人之道，做了一名殉道者，而相对『政治冷感』热爱艺术的小猫王们，依然为了自己喜欢的歌曲继续活在难以忍受的社会中。
男人的一生大都要经历这个幻灭的过程，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前进还是退缩，一辈子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还是一生唯唯诺诺变成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这个课题是男人永恒的门槛。
年轻时，出于本能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轰轰烈烈，眼里不容一粒沙子，甚至认为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要推翻它、破坏它，而迟早他要步入社会，真实总是比头脑里的幻象残酷，世界总没有想像中完美，逐渐的会接受『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然后感受到无奈，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除了爆一个啤酒瓶之外，实在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沉寂之后的选择就是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三十而立的真正含义。
3 ) 牯岭街教育诗
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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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4 ) 《牯岭街》拉片笔记
1. 小四在片场被手电筒照过之后，视力出现问题。在滑头在国校被堵后，没有看清在教室里一闪而过的是小明，滑头怕哈尼回来报复，于是找到小翠，让她承认那天在国校和滑头在一起的是自己。（因为堵滑头的是217成员，后来217老大山东以此威胁滑头，并答应替滑头撑腰，使217从中山堂演唱会中分得利益。小公园帮内部走向分裂，滑头也成为小公园里最有实力的一方。）
因为小四说滑头那天和女生在一起，且小四不给滑头抄题，所以滑头找起了小四的麻烦。
2.
第二个镜头中母亲、小妹、老二、父亲依次出场，摄影机放置的位置看起来是一个主观视角，下一个镜头中我们发现是一个衣柜，由于衣柜下面被蚊帐挡住，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会让我们以为这个镜头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当小四从里面出来时，我们才确定之前是小四的主观视角。在之后的镜头中，小四的衣柜中都没有蚊帐，可以确定利用蚊帐进行主客视角的转换是杨德昌导演的有意安排。通过睡在衣柜里的两兄弟和屋内环境我们可以看出小四家大概是个不是特别有钱的中产家庭。杨德昌导演仅仅用了4个镜头就像我们展示了小四家的7个成员和家庭经济状况。
镜头④、⑤可以看出说话总是夹杂着英文单词的小猫王和早上洗澡的大姐受到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家里的日式房屋则表现出台湾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历史。
3.
汪狗上一个镜头中还在开着玩笑说反攻大陆，下个镜头就在暗地里告诉小四的父亲，回到大陆已是不大可能。当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中，很多人依然相信能够回去，他们在台湾一直不买房子，攥着积攒下来钱希望能够带回大陆。汪狗帮小四父亲升官，并告诉他做事要稍微有弹性，暗示自己以后需要他非正规的手段照顾一下自己。当时台湾长官公署任人为亲、政策实行往往采取强制手段，来台政府官员中也存在大量腐败现象。而且不把台湾人任为要职，这是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产生积怨的原因之一。
4．
小明在和小虎打篮球时摔伤了腿，在医务室时正好遇到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两人因此认识。在小四送小明回教室的时候，遇到教官，两人呆在拐角等着。两对不相干的对话同时进行，小明说出“那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啊”这句话，此时两人的处境正是当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状况的隐喻。
5.
之后小四带小明去了自己常去的片场，小明带小四去了自己之前住的眷村附近的靶场。（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从小明之前住的位置偏僻，可以侧面猜出小明家的经济状况应该不太好。（小明的妈妈因哮喘病发作并被雇主赶走后，我们发现小明家的经济状况何止是不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投奔他们的眷村亲戚。她们的亲戚家穷得更是人禽共处一室。）
6.在靶场，小四打了217的人之后，小明莫名其妙的生了气。小明的捉摸不定是小四喜欢上小明的原因之一。小四跟着小明，看着小明进入小公园附近的雇主家里。
此时下一个镜头中的小公园演唱会的歌声已经淡入。歌曲《why》中的歌词：“I'll never let you go Why? Because I love you”暗示此时小四已经喜欢上了小明。
7.当小马来到他们班，小猫向小四讲小马之前砍过人的事时被老师发现。中文老师觉得英语既单调又麻烦，以“山”（mountain）举例，小猫被叫起来后，以“我”（I）举例。
小猫被叫上讲台后，杨德昌导演并没有急于将镜头转向黑板，而是移动焦点，使我们看到教室后排小虎和旁边被小虎打伤脸的滑头。人的空间观念与权力阶层有关,主导权力越强,所占有的空间范围也就越多。（由于小虎和小明的暧昧，之前滑头来到篮球场以哈尼的名义向小虎警告，不料却被小虎和他打篮球的朋友打了一顿。当217替滑头撑腰后，217便来学校寻找小虎替滑头复仇）从小虎和滑头所占空间的大小我们可以看出此时两人的势力大小。
8．面对中文老师对小猫的刁难，小马通过吹汽水的声音表达不满，小四回头看小马时正好被老师发现。没有说出是小马吹的的小四被罚站了一节课，正因为如此，后来217的人错把在靶场看到的小四当成小虎时，小马出面帮助小四摆平，两人也因此成为朋友。
9．放学时，小马比小四先走，为什么骑着车的小马却出现在后走的推着车走的小四后面？导演安排小马从小明和小四之间走过，来暗示后来三人间的关系，为此导演还特意将镜头摇向小马。
10.
小明喜欢小四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哈尼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小四崇拜哈尼也有这个原因，他们两人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11. 大姐参加完舞会回来后站在门口，小四进门后正好挡在老二前面，大姐以为手表是小四拿走的，便叫小四出去。小四出画，镜头中便只剩老二，导演通过人物的调度就已经告诉观众手表是老二拿走的。
12.小明的母亲夜里犯了气喘，送到医院却没钱治病，第二天试镜时真情流露，片场导演以为是真的。后面小四怒骂导演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啊。台湾新电影运动导演喜欢实景拍摄，导演同样借此表达片场中拍不出真东西的观点。杨德昌多次通过《牯岭街》里的片场戏来讥刺片场制度。
13.小明和小四在小公园冰店面对面坐着时，放的歌是《Mr.Blue》。而这首歌更像是形容之后出场的哈尼的。哈尼出现时的姿态更像是一个忧郁先生。
14.导演仅仅通过人物的前后走位和摄影机的推拉就完成了一个4分钟的长镜头。此时滑头虽然有两幺拐撑腰，但他们一伙看到哈尼还是下意识的避开。滑头和哈尼都穿着皮鞋，但哈尼的声音更响、更有力量。
滑头那方走后，通过右边小公园的乐手鼓槌的的敲击来制造一种不安的氛围。在《牯岭街》中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有迹可循。
15.哈尼和万华市场的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搭在肩膀上
16. 五六十年代台湾虽然处于“白色恐怖”的高峰期，但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台湾经济快速增长，1962年至197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8%。
17.
中山堂演唱会上，滑头刚准备就坐，此时《三民主义歌》正好响起，而滑头只好重新乖乖站好。中山堂场内场外所有的人都静止站好，唯有哈尼从黑暗处缓缓走来，仿佛所有人都是哈尼的配角。
18.分别在场内场外的二条、哈尼两兄弟没想到不久将会阴阳两隔，而二条唱的《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无意间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死亡与摇滚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
19.值得注意的是，山东被叫出去后，导演单独给了神经一个镜头。上一个镜头是本来是跟着出去的山东，为什么突然切回了神经？导演明明可以一个镜头展示被叫出去的山东和神经的反应，为什么要用两个镜头？还专门给了一个近景？
之前小明回到眷村，在洗衣房两人之间的话和奇怪举动说明彼此非常熟悉，随后神经更是向小明询问哈尼的消息。结合山东被哈尼叫出去时，神经听到或是感觉到了是有关哈尼的事。神经很有可能喜欢或者是喜欢过哈尼，神经和小明可能之前是一对情敌。哈尼死后，也是神经告诉的小明。
20.当神经告诉小明哈尼的死讯，小明第一时间没什么反应，神经还奇怪地从窗口看了一下，小明继续缝鞋。之后，小明悲痛地瘫在床上，满头大汗可以看出哈尼的死对小明的打击。从小明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住在家里的鸡）可以看出这还是在眷村的亲戚家。（看到一些过度解读真的无语，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如此强大的想象力）
21.小四和哈尼的另一个共同点，而且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些偏执。
22．
从哈尼死前哈尼的山东要进行和谈。这两个镜头背景里的环境和声音是有些差别，第二张图里的对话更像是交谈之后才会谈到的，杨德昌应该是省略掉了谈话的过程。我觉得哈尼当着小弟的面扇山东和哈尼决斗杀死前217老大红毛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山东之前之所以要和小公园和解，就是因为山东希望从演唱会中分一杯羹，而这次中山堂演唱会的爆满更是让山东看到了之后可能会获得的巨大利益。从之前的哈尼对老二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哈尼是一个对金钱嗤之以鼻的人。哈尼和之前两幺拐的老大红毛通过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新一代的两幺拐老大山东通过谈话得出哈尼的存在，会阻碍他的利益。当卡车从哈尼身旁驶过时，山东瞅准时机将哈尼推了过去。
23.小四、小猫被小虎他们打后，小猫拿着那把怀剑将它捅向了女模型。导演暗示这把剑之后将会捅到一个女人身上。
24.再次暗示
25.小猫、小明和小马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场，而小四父亲的形象也渐渐崩塌。没有父亲、不停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台湾历史的写照。
26．电影院里的西部片、小公园唱的摇滚乐、还有各种美国明星的海报照片都展示出美国文化对台湾的强势入侵。
27.一个前推的主视角镜头，说话的人好像走到了小四父亲的身后，等父亲回头看时，却没有看到人，此时在白色恐怖之下的父亲就已经出现了幻觉。
28.父亲回到家中，母亲觉得父亲失去自己原本的工作跟上次被整和汪狗有关，父亲的愤怒时家乡话脱口而出，父亲可能不是不相信，更多的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朋友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导演通过蚊帐制造出一种隔阂感，床的抖动也会带动蚊帐的抖动。构图上看不到父亲手上是否拿着东西，当父亲生气时，通过挥动手中扇子和被扇子吹动的、蚊帐来加大视觉上的震动效果。
随后母亲出门哭了两次，原因却不相同，第一次哭是因为受了委屈，第二次因为家庭现在的状况。
29.：哈尼没能再回到台南，小四也没能在日间部开学的时候走进学校的大门。
30.因为死里逃生和他父亲的丢官，当初桀骜不驯的滑头现在别人拖地时都规规矩矩地把脚抬起来。滑头的极大变化，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他非常坚持地想要改变小明的原因之一。
滑头让小四别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但对小四来说，一件事不会轻易过去，于是他狠狠扇了滑头一巴掌，而现在被扇滑头也只是说算了算了。
31. 对小四来说一件事不会轻易过去，但对小明来说一件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当小虎因失恋而萎靡不振时，小四觉得小明应该去看看小虎，小明却误以为小四是怕被报复。当小四在牯岭街再次遇到小明时，小明的表现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32.小四拿手表当了钱去和小翠约会，被骂了一顿回来后回家发现替自己忍受毒打的二哥。在家里不爱说话的二姐最了解小四，也是得知小四杀人后哭得最伤心的，于是就安慰了好久小四。第二天早上小四就去小马家了。为啥是早上呢？好家伙，二姐晚上和小四聊了半天也没啥效果，小四觉得现在这个原因就是小马造成的，于是憋了一晚上气，一大早就来找小马了。
33.为什么小马没有去取单车？
从小马的姿态和背景中的狗叫声，可以看出小马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小四是小马唯一的朋友。
34. 小四的近视是对一个看不清世界的少年的隐喻，而手电筒象征在黑暗中努力探索世界的光。
35.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又一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小明再一次叫住了小四儿，只是这一次小马的单车孤零零地停在学校门口，而小四腰上别着手电筒也换了模样。
另一篇:《解剖牯岭街》//movie.douban.com/review/14266743/
5 ) 小四不住眷村
看了幾篇影評，或說本片主角小四一家是住眷村的外省人，或說小四這些眷村子弟組成了眷村幫派。都是明顯錯誤，應予辨正。
在台灣，所謂眷村指的應該是部隊或單位建造，分配給中下級軍人或公務員和其眷屬居住（但不轉讓產權），屬於宿舍性質的平房式集合住宅所組成的聚落，通常疏離自然聚落。住房條件按軍級官階而不同，但普遍簡陋。眷村裡設置隸屬於單位管轄的頭人、管理和警備組織。一些生活設施例如小商店、醫療站、廁所經常公有公營，有的眷村還有共同的對外圍籬。
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只有軍人或公務員。外省人不可能都住在眷村裡。
台灣的眷村和大陸的軍區大院有一點明顯不同。眷村不屬於歷史上勝利的那一方，較多軍眷子弟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屬於弱勢，他們父兄的階級差別缺少讓人心服的軍功或榮耀支撐，但是他們卻長期遭受階級差別的跨代宰制。
小四一家當然是外省人，但不住眷村。小四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代課教師，都不是軍人，是吃不上大單位公家飯的公教家庭。他們住的是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來的日式平房，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顯然不是單位興建的臨時住房。小四家的四鄰都沒有和他們階層相同的外省人，甚至大門外就經常有一個播放日本音樂招徠客人的水果攤；這說明小四一家是和本省人雜居的孤立外省人。他們豈只不住眷村，他們根本就不是住的外省人聚落。小四媽媽那句感歎：「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沒想到現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這豈是眷村裡的外省人能够夢見。
小四的建中補校同學，還有補校裡那些以同學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園幫派，也沒見存在清楚的省籍界限，----這從一些成員長掛口頭的粗話是閩南語可以獲得證明，儘管領頭的是外省人。在電影裡，小公園幫的把子Honey和本省幫派合作，能講閩南語（楊德昌配音），還說別和外省人混，沒出息。甚至在Honey被眷村老大暗算身亡之後，也是這些講義氣的本省哥們儿帶著日本武士刀給他報仇（Honey穿海軍風衣也很有日本高校生黑幫片的感覺），可見超越省籍的生死交情，和楊德昌遠邁同儕的犀利和浪漫。最熱血的小貓王，他的父親是技術工（所以他很會修收音機），這暗示了小貓王也是本省人。事實已經明確：真不該說建中補校同學組織的小公園幫是外省幫派，更不該說它是眷村幫派。
在電影裡，小四他們相對於「眷村」的身份區別甚至敵我意識十分清楚，說起「眷村的」從沒好事。本片刻劃的眷村子弟形象實在糟，和這些年流行於台灣的眷村故事天差地別。兩幺拐村子裡的男男女女考不上小四的學校，卻來爭奪他們的地盤----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處經常玩耍的公共空間，還干擾學生和村內女孩交往，而且不講原則，不習慣思考，有錢就賺（「有郎就削」），靠人多欺負弱小（「嗑爛飯」）。至於設局誘賭（控制了小四的親哥）、暗箭傷人（害死了小四的大哥）等等江湖伎倆就更不必說。小四給這些「眷村的」欺侮得這麼慘，後世觀眾不明究裡竟然說小四是眷村子弟，這真是台灣影史一大冤案。
楊德昌在片頭放了一張字卡，不無干犯時忌的勾勒出他所認知的外省人心理：「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這顯然也是眷村外的觀點。也難怪，當時台灣文化就是由眷村外的外省人主導，儘管本土化已經開花結果（眷村青年也冒出頭而形成勢力）。台灣旅美作家蔣曉雲和楊德昌、小四同樣是眷村外的外省人，她有句話說的真好：我們是難民之後，但不是敗軍之後。
◎蔣曉雲這句話見於《時代週報》的訪談：http://history.sina.com.cn/cul/whft/2014-01-13/170879927.shtml
6 ) 从牯岭街少年到儒者杨德昌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7 ) 解剖牯岭街
当我第六次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忽然意识到在自己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是完全生活在六十年代遥远的牯岭街的世界里。每次在荧屏前看到几十年前海峡那边的世界，总是能唤醒我遥远的记忆：青春期躁动、内向固执的男孩、素质参差的老师，还有曾经教学楼走廊墙角上那残留的干涸血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杨德昌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主要讲述了小四在医务室治疗近视时，因相识哈尼的女朋友小明，随即陷入与同学滑头、小虎的纠缠中。在终于和小明恋爱后，又于好朋友小马产生纠纷，在种种事件与巧合之下，竟演变起一起杀人事件。已故影评人王书亚在《我有平安如江河》中写到“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杨德昌导演不囿于讲述故事，而是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重构了一个时代，最后通过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亲手将这个世界毁灭。
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在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台湾本省人受日本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影响，生活方式逐渐日化。
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后，由于其经济上的垄断、文化的误会、价值观的冲突、官员的糟糕表现促使本省人与来台的外省人之间矛盾逐渐加深。1947年2月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推向顶点。1949年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对台湾施行党禁、报禁、军事管制，限制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镇压民众反抗。
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直到38年后在蒋经国主持下， “戒严令”才宣布解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外省人的视角展现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下的台湾社会。
“由于大陆移民和本省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沟通困难，这些出生在在1949年前后的外省人的孩子既缺乏对家乡的记忆与了解，又对本地的文化感到陌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他们自然对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文化产生向往。在压抑的时代气氛下，摇滚乐以其叛逆、自由、自我表达与宣泄等特点最受青春期的青少年喜爱。” ——叶月瑜《摇滚后殖民与历史记忆》
影片中小公园成员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小猫王、二条为主的乐队成员。小公园帮主要由公教人员子弟所组成的，217帮则主要是中下士军眷子弟。眷村指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把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亲属分配到昔日日本人的居所，慢慢形成的集合住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晋升制度十分注重派系与学历，大部分的老兵都没有受过教育，大都又穷又落魄，是台湾真正的贫民。阶级的不同也是两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电影运动
八十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发起了新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导演更倾向于实景拍摄和启用非职业演员，剧本上更倾向于自传性的题材和内心世界的研究。据《牯岭街》的工作人员统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演员及工作者是首次参加电影工作。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上海。1959年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和电影中小四的家庭背景基本吻合。
新电影运动导演在电影中往往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审视和表达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影像风格上以固定长镜头为主、多采用深焦摄影、景别多中景、远景，少特写。由于政府政策禁止公然的政治评论，社会批评被含蓄地表达出来，导演发展出一种省略式的故事讲述方法（本片中下一个镜头往往是对上一个镜头中问题的回答）。虽然新电影运动结束于1987年，台湾也与同年解严，但导演依然保持着新电影运动中的手法与特点 。
哈尼的三次出场
在牯岭街长达237分钟的时长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哈尼虽然只出场了三次，似乎就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在影片开头的众多事件中，其源头大多是由于哈尼的不在场引起的，如滑头在国校被堵并引起群架，小明与小虎打篮球时摔伤并在医务室认识视力出现问题的小四。影片中也多次提到，如果哈尼在的话这些事就完全能够避免，可以说哈尼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却是影片前半部分的绝对主角，之后更是成为了小四的精神偶像。
当小四和小明在冰店第一次面对面听着胶片放着的《Mr.Blue》时，空气中弥漫着恋爱的味道。看到小四的滑头又找起了他的麻烦时，传说中的哈尼终于出现了。从台南回来的哈尼低着头站在门口，似乎丝毫不关注屋里的喧嚣。谁能想到，传说中杀死两幺拐老大，人人都摇惧怕三分的哈尼，居然像一位忧郁的王子，安静的等待着小明向他走来。那首《Mr.Blue》,更像是用来形容哈尼的。
“Call me Mister Blue.
I stay at home ，at night.
Right by phone at night.”
小明因为母亲的哮喘再次回到眷村寄人篱下，不时会有找麻烦的两幺拐成员，现在小公园的老大终于回来了。
刚刚还在和小明暧昧的小四被滑头再次为难时，初次登场的哈尼竟然帮小四解了围。此时小公园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哈尼和喜欢唱歌的弟弟二条及其乐队成员，另一派则是以滑头为代表的几个人。当哈尼终于处理完帮派事物寻找着小明的身影。此时小四和小明站在树下，哈尼站在门前，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当初自己的影子。
六十年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当局通过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使台湾经济高速増长，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道德义气的衰落，正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现任217老大山东选择主动和杀死自己老大的小公园帮和解。 滑头和小明在国校约会时被217成员看到，山东以此威胁，并答应帮滑头教训打过他的小虎，以此威逼利诱滑头，使217帮能够分得中山堂演唱会门票的一大杯羹。正是因为滑头的老爸可以帮二条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当初哈尼才勉强让滑头这种人加入小公园，现在有了217了，滑头已经反客为主了。
哈尼不在的时候，小明喜欢上了小四，他们都老实、内向、执着，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似乎因为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知道小明喜欢小四后的哈尼，在雨夜的万华市场不仅为难小四，反而和他坐在席子上，侃侃而谈。
哈尼和小明的人物背景更像是杨德昌对《战争与和平》的参考与致敬。在托尔斯泰笔下，皮埃尔的妻子水性杨花，最终皮埃尔不堪忍受，决定与同她有染的多洛霍夫决斗：
“决斗定在第二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的一片空地。当天大雾，四十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出乎意料的是，虽然皮埃尔从未开过枪，多洛霍夫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却是皮埃尔先开了枪，并且打中了多洛霍夫。”
皮埃尔将大半个家产的管理权交给海伦后，前往彼得堡，而哈尼与217当初的老大红毛决斗后，逃往台南。从台南回来的哈尼，总是像这些本省人一样，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他对金钱感到厌恶，更看中传统上的侠义道德。在他眼中，《战争与和平》更像是一本武侠小说。 在第一次出场中，我们看到黑帮老大哈尼的形象带来的反差，帮主人公小四解围带给我们的好感；在第二次出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根据情况修改计划、关心弟弟、热爱武侠小说、能够与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坐在一起聊《战争与和平》，懊恼于书读得不够多的哈尼。而第三次在中山堂演唱会的出场，导演更是让全场的演员成为哈尼的配角。
是夜，中山堂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翘首以盼的演唱终于打破了牯岭街长久的寂静。 当民国国歌响起，周围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静止，唯有身着海军服的哈尼穿过麻木的人群从黑暗处缓缓走来。明知这里人多势众的哈尼竟然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一样孤身一人来到了演唱会，《三民主义歌》此刻似乎成了哈尼前进的伴奏。
哈尼的结局似乎早已写下，当二条在台上开始演唱，殊不知场馆内外摇滚与死亡正在同时发生。那首《Never be anyone slse but you》（你是我唯一的爱）竟成了弟弟对哥哥的深情告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和谈的结果已经落定，山东终于找准时机将哈尼推向滚滚的车轮之下。山东可以放下两派的仇恨主动和小公园和解，也可以在被哈尼当着自己众多小弟面前羞辱时忍住怒火， 但他为了中山堂演唱会巨大的利益，一定会清扫所有阻碍。时代已经陡然转变，对金钱嗤之以鼻的哈尼注定要被淘汰。
小明与寄生虫
小明，一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被母亲盼着早点长大来帮助自己，她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在暧昧对象中寻求帮助和保护。《寄生虫》中的基泽一家尚且有间半地下室住，而小明一家却寄宿在雇主家中，时时面临着被赶出的风险，她们在眷村唯一的亲戚家里更是人禽共处。台湾地区像韩国一样经历过日据时代，也对美国充满依附与向往，如果《寄生虫》是对韩国寄生史的隐喻的话，那没有父亲、一直更换对象的小明更像是被各方势力轮流统治的台湾历史的写照。
两部电影都以杀人告终，且同属刑法理论上的激情杀人 ，但两部电影中大部分观众都还没有搞明白，杀人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寄生虫》中奉俊昊创造性地运用气味使其成为阶级差异的隐喻，气味也是促使基泽拿刀捅向朴社长的直接原因，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其视听语言，观众既无法获得嗅觉上的感知，又不能像小说一般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获得和基泽一样的共通体验，导演只能用朴社长捏鼻子的动作特写加以强化。新电影运动导演在摄影上多用固定镜头、中景远景的拍法，在《牯岭街》中，由于摄影机离观众较远，往往呈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却无法获得电影中主角那样感同身受的情绪感受。
不过，此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翊蔑视的并不是基泽的气味而是勤世的气味，用刀捅死东翊的却是基泽而非勤世。如果基泽杀死了蔑视自身气味的东翊，那就是不堪忍受屈辱的基泽杀害了对人缺乏基本礼仪的东翊，属于个体对个体的事件。然而，勤世非但不是基泽的家人，二人甚至之前还曾有过激烈打斗，基泽却为了勤世所受的腹视，用刀对东翊进行惩戒，此时这桩杀人事件则完全被冠以阶级的名义。基泽能够与勤世共情的只有气味，因为对他来说，这种气味就是阶级。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寄生虫》中大部分的争斗源自同为底层阶级的基泽一家和原保姆一家的争斗，最后“激情”状态下的基泽在恍惚间将刀捅向了上层阶级。而《牯岭街》里则是“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是一个中产阶级拔刀捅向底层阶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录取名单开场，以新一年的录取名单结束。 “《寄生虫》以与外界失联（连不上别人家的wifi）开场，以家庭内部沟通断裂落幕。 ”
杀人回忆
在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选取了在无数平行世界中最具有偶然性的一种，最终构成了杀人的发生。而《牯岭街》中至少有六七次巧合促成了杀人事件的发生，如小四两次到小马家的无效沟通、小四放弃了同陈牧师谈话和小猫王的劝说、小四刚好看到小猫王藏在书架后的刀（怀剑）、小四在学校门口恰好遇到了小明、小明无意识间正好没有把刀合上等。多年后当杨德昌导演提起那起案件时表示：“那件事其实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状况，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在杨德昌看来，60年代的这一起少年杀人事件不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时代的集体悲剧。杨德昌用一系列的巧合来证明杀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情感纠纷，是时代环境使发生概率极低的杀人事件成为必然。
小四本来是一个内向、学习好、不惹事的孩子，小明的主动使他陷入情网，哈尼的出现使他视其为偶像。（前半部分小四没太大的存在感，哈尼死后小四才成为真正的主角）那个复仇的雨夜，小四跟着万华市场的台客来到两幺拐的台球室，黑暗中目睹了一个个死亡者的惨状。惊魂未定的小四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被抓走。哈尼的死和这个夜晚的经历使小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变得更有种、更愤怒，他像哈尼一样不服气、横冲直撞。他跟小虎打架、骂女医生、用棒球棒打教导主任、扇滑头，他用愤怒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作出反抗 。
由于小马家佣人的离开，受到小马妈妈喜爱的小明主动为她母亲寻找工作。本来在图书馆发奋读书的小四从滑头口中意外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小马居然在泡小明。哈尼为了小明去跟二幺拐的老大决斗，杀死了他逃到了台南，而小四却因为小明和自己的朋友小马决裂，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小明，哈尼和小四就像是一枚硬币抛向了两面。小四误把自己当作哈尼，哈尼在了解情况后不让兄弟们闹演唱会，而小四来到小马家门口，面对小马不仅缺乏沟通，甚至都没有勇气去面对里面的小明。
对于小马来说，Miss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对于情窦初开的小四来说小明却是其生活的全部。小猫王有着摇滚梦、三角裤沉迷于漫画、老二是台球好手、二姐有虔诚的信仰，而小四既无爱好又无信仰，常常看起来闷闷不乐。曾经心情不好时，是小马陪他玩耍。因为义气，两人成为哥们，但小马不曾真正了解小四，也注定要分道扬镳。而现在面对抑郁的状况，小四选择了通过小翠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中学校园有两种女生最多被男生们谈到，一种是小明这样有众多的追求者，另一种则是像小翠这样易得的女生。小翠更像是一个工具，滑头需要她时，可以亲密无间；不需要时，“这没你的事”，一边呆着去。现在，轮到小四需要小翠了。但小翠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经觉醒，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她也不再轻易为他人改变。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被小翠骂了一顿的小四回家后，又看到替自己挨打的二哥。二哥就趴在地上，忍受父亲的毒打，一声不吭。那一刻，父亲的形象完全崩塌。与小四性格相像的二姐开导了一晚上也没能帮助小四。第二天憋了一晚上气的小四一大早就来到了小马家，愤怒的表示要在学校门口堵他。
小马虽然嘴上逞能，可他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纨绔子弟，而且小马是一直很看重的朋友的。小猫知道如果跟小四搞上的话，他会跟你玩真的。在片场中的小猫反复劝说小四也最终没能改变小四的主意。
当命运的交叉路口再次出现在牯岭街旧书摊前，她像之前那样叫住了四儿，这一次小马的单车还停在校门口，这一次小四腰上的手电筒已换了模样。月光下，一场激情杀人事件即将上演。
激情杀人是刑法理论上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由于于激情是强烈而短暂、爆发式的一种情绪状态，行为人在激情状态下，认知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容易引发不合逻辑的、冲动性行为。” ——李玫瑾《犯罪心理研究一一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
激情杀人的行为人中，多为心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低学历者和普通的底层打工者。
在坦克从小明和小四面前轰轰驶过的那个夜晚，小虎因为失恋在篮球场上浑浑噩噩，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小明觉得小四是怕报复才让自己去看一看小虎。小四不是怕小虎报复，而是他认为失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过去的。小四不了解小明，小明误以为自己了解小四，小明知道小四是来堵小马的之后，把它直接还到了小四手中，并没有把它合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这把怀剑是不会对自己有危险的。
在小明心里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随风而去。可明明错的是小明，但她一出口时，错的竟成了那个最爱他的人。对于执拗的小四来说，他不会让事情不明不白的过去。他两次追上去，真的像对小翠那样对小明讲起了大道理。
小四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小明，就如同他自己看不起小翠一样。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中，小明感情上的不专一，不仅会让小明惹来非议，也会让小四自己丢掉脸面。小四对小明的喜欢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让他产生了极其想要改变小明的念头。电影里面小翠变了、滑头变了、活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也变了，这让小四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滑头和父亲的改变多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如果真的要为了一个人去改变，那这个人也应当是自己。 电影里让人看不起的小翠却是主动改变的那一个，而小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是不会变的。
（影片中对比很多，如哈尼与小四的对比、小明与小翠的对比、父亲两次去学校的对比、两种世界观的对比等等）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笃信这样的观点）自己的这句话竟然使自己也成为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之一。当初父亲对小四所讲的话带给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像哈尼一样坚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父亲的形象已经崩塌，但那句话就像是黑暗中手电筒，成为了现在小四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小明说出这个世界不会变时，仿佛有无数只魔爪要掐断那唯一的光。于是，在这样巨大的刺激下，小四心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被点燃，瞬间失去理智，疯狂地将刀捅向小明，整整七刀。
哈尼的死和复仇的雨夜使小四的性格变得易怒，糟糕的学习环境（而且小四本来应该去日间部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小马和小明的背叛、白色恐怖对其家庭的影响、二哥替小四承受的苦难这些都一步步逼迫着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上青少年不成熟的心智和长期压抑的时代环境终于使小四在小明的言语刺激下突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愤怒。在处于激情状态的那一刻，小四已完全失控，只求情绪的宣泄。
至此，那个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世界的少年再也无法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探索了，《牯岭街》中的理想主义者已然全部死亡。
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吗？杨德昌导演的意图真的是想让观众谈论这种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吗？小明觉得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是其处在底层阶级的绝望，处于底层与上层之间的中产阶级往往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像大姐那样希望于留学来让改变命运。世界能否被改变这是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不同答案，对于不断处于寄居生活中的小明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没有背负对方心中黑暗的觉悟，是绝对看不到人的痛苦和悲伤的”。
小四和小明因为性格的差异相互吸引，因为三观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异注定分离。小四本来还在青春期的懵懂间仿徨，却被迫卷进一件件事情中，他在黑夜中慢慢探索，可还是看不清这个世界，“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年少时一直觉得时间还有很多，回过头才发现留给成长的也不过几个瞬间。小明虽然足够聪明，能够在同龄人的相处时游刃有余，在和小医生话语交锋中势均力敌，可她终究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洞悉人内心的宇宙。她凭借着以往的认知对待小四，而这一次让她付出了最惨重的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假如你觉得夜空的星星相差无几，那是因为你未能真正走近去看。
结尾处小猫王的歌声给我带来了一丝憧憬：如果再来一次，小四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同样曾就读于夜间部的杨德昌，1960年插班考上建国中学初中日间部。1970年赴美学习计算机后到南加大修读电影课程。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小四会像杨德昌一样考上日间部，去美国留学，写下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的剧本。
牯岭街拉片笔记:
//movie.douban.com/review/13983954/
参考资料：
【1】王昀燕：《再见，杨德昌》；
【2】大卫·科波菲尔：《世界电影史》；
【3】焦雄屏：一个刻意被忽略的时代；
【4】曹荣荣：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
【5】莫佳妮：历史、大众记忆与身份认同——台湾新电影中的“外省人”书写；
【6】段水莲、文凯：激情杀人犯罪的心理特征与犯罪现场分析；
8 ) 打KISS，泡MISS。。。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