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踪迹

1.

两个人挑柴火披斗笠歇在银幕右角，几个官兵一言不发走进银幕左边。架势已经摆开，气息片刻凝结，镜头却突然摇到水面的残荷，定格。再摇回来，官兵已倒了一地，两人挑起柴担，走开。

把《倭寇的踪迹》开场的镜头翻译成文字，便是活脱脱的古龙小说句式。就像经典的那句：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从哪里发出，因为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如果你此前读过徐浩峰的小说，电影看到这里时已经要会心偷笑——因为这个新晋电影导演、出版过若干武林实录和武侠小说的作家，最开始练习写作的方式，就是改写、续写古龙小说。没想到改拍电影了，气质依然。

再往下看，笑的人更多了，笑出声来。“这电影没有武术指导吧！”前座后座有人笑岔了气。因为最重头的几场比试、过招，要么是一个隐在暗处全无武功的小女子“低手打高手”，不露面、一招鲜地横扫一片，连“天下第一高手”都被一棍击倒；要么就是两个人不近身地周旋，跳跃、躲闪、绕圈，惊险只写在围观者脸上，一旦出手，输赢立现。没有飞来飞去，没有口喷鲜血，更别说特效炫技。完全颠覆被港式武侠喂养大的人们的视觉期待。

要等到出字幕，刚刚的吐槽者才会发现，导演、编剧、武术指导后面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徐浩峰。

他是一个胖子，白，戴眼镜，一双笑眼，绝不像练武之人。但少年时却真的习过内家拳，更重要的，他曾在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逝世前的最后两年，伴其左右，整理出轰动一时的口述历史《逝去的武林》，浸淫过真实的武林风范。在徐浩峰眼里，真正的高手过招就是这样，不花哨，也不漂亮，力从足底发，所以永远脚踏实地。飞？不可能。

不管喜不喜欢，你得承认，你从未看过这样一部武侠电影。尽管有时笨拙，但连笨拙也成了它的一种特色，让人有愣住一秒的新鲜感——这样的新鲜感，与《阿凡达》式的视觉刺激全然不同，不是源自技术，而是知性。

所有的音画细节，都被一套绵密的价值观念笼罩，而编织这些观念的知识系统，对你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很中国，却是我们从未经验过的中国。就像祖先的遗传编码，隐在基因里，等待被唤醒。

寒冬露水，残荷微颤。一开头，电影的基调已然奠定。徐浩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审美，“当你感受到自身虚弱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生命，这是中国文人的气息。”

整部电影，就像一场生命力的博弈，一老一少，阴阳太极。双线叙事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已经隐入民间的戚家军旧部梁痕录，年轻气盛，不愿看到戚家军的兵器——改良倭刀随着戚继光的去世而失传，甚至被名门正派污为邪道，于是挑战坐镇武林的四大门，希望完胜后开宗立派，为戚家倭刀正名；另一个则是刚刚退隐的四大门盟主、武林第一高手裘冬月，他白发银髯，因叹自己年老，宽恕了与护卫私通的妻子，避世上山，又奈不住山上的寂寞，想借着城里闹倭寇的传言下山“平倭”，趁机把与妻子的旧事了断。

梁痕录承担的是事件的外部线索，由他到霜叶城挑战四大门，引出一整套黑色幽默的故事，西域歌姬、海道防将领、四大门武学世家的老朽精英纷纷出场，有意无意地把他当做倭寇围攻；而真正精神性的线索、武林中人的质感，由裘冬月完成，徐浩峰把他想说的话，其实都放在了裘冬月身上，“写所有人，都是为了写他”。

裘冬月身上承担了一个“时间”与“高尚”的命题。这是太平盛世，文人式的困惑与焦虑：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人的高尚能坚持多久？一个看似高尚的选择，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生命力衰竭的无奈？真正的高尚是否存在？徐浩峰让裘冬月下山来，把自己曾做过的选择再重复一遍，在重复中完成确认。

诱惑都摆在眼前，他心底的欲望、恨意、挣扎、救赎都被摊开来一一检视。相比武打的外壳，裘冬月内心涌动的暗潮，才是《倭寇的踪迹》里真正的惊心动魄。

最后，他还是宽恕了。与梁痕录的比武一完，他转身上山。


2.

从1980年代的精神至上到1990年代的唯利是图、再到新千年的不择手段，世风的变异只在一夜之间。

生于1973年的徐浩峰说，关于“高尚”的命题，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困惑；而礼崩乐坏，却是春秋以来，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持续两千年未变，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

他所要拍的武侠电影，都将建立在对礼崩乐坏的恐惧与救赎上。建立起自己的恐惧与救赎，在他看来，是武侠电影要真正成为一种类型的前提——换句话说，此前所有的武侠片，几乎都不具备被称作武侠类型片的资格。

类型片是什么？徐浩峰的解读别具一格。“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不同的类型片有不同的恐惧对象，徐浩峰在博客里写：爱情片恐惧的是阶级差异，贫富或政治立场伤害爱情；恐怖片是对异教的恐惧，变态杀人狂是精神病伪装下的思想家；侦探片恐惧的不是坏人，而是社会已普遍败坏的真相，福尔摩斯只能对付个体罪犯，一跟黑社会老大对垒，立刻死掉；西部片的恐惧是孤立无助，大自然的压力、社会的无序都在西部小镇集中反应……

人生的几大焦虑大体如此，类型电影就是要稀释这些焦虑，救赎这些恐惧。切中观众的心理软肋，这才是它们风行全球的原因。“懂了类型片，也就懂了大体人生。”

焦虑如何稀释？恐惧如何救赎？徐浩峰说，要靠立起价值观——就像西部片立起了独往独来的价值观，无助感变成卓尔不群的骄傲，孤独反而成魅力。

而此前被中国人当做“华语电影唯一拿得出手的类型片”、不断往海外输出的武侠电影，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像精神壮阳的鸦片，像自欺欺人的把戏。武侠电影塑造的银幕英雄，好比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永远靠打洋人、揍日本人奠定自己的“民族英雄”地位，然而历史上，中国武林从未有在真正的擂台赛上击倒洋人的记录。

“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徐浩峰把那些武侠片的所谓“价值观”比作春晚喊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整部电影不过是一台凑场面、凑名角的联欢晚会。

可悲的是，这样贩卖民族主义的廉价刺激依然卖座。我们的历史，在银幕上只剩下一堆热闹，观众的口味，败坏至极。


3.

武侠电影本该是最容易对接传统与历史的。如若对我们的来处足够自信、钻研够深入，武侠该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电影毕竟是写人的，电影好不好不是在于技术，往往还是在于里面的人文，包括好莱坞，它的技术做到一定程度，还是会倾向人文。”

我们的人文脉络，很鲜明的一条线索，便是礼乐传统。

徐浩峰是悲观主义者。他相信礼乐的失落，是个无可挽回、持续不断的过程。世风日下，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或许就是几千年来存在者的恒久体验。“白银时代”，是知识分子坚守的梦境，所谓英雄，不过是“不改初衷”，在平庸年代里不随波逐流。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只要退而求其次，便能守住存在的意义，不至有文化与价值断裂的混乱空虚。

他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时代、尤其在电影圈中何其独特。

别误会，他是千真万确的科班出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如今还在北影导演系当老师，他讲的视听语言课极受欢迎，总是人满为患，课堂笔记被学生整理出来，在网路上流传甚广。有人把课堂上的徐浩峰形容为一尊“佛”，永远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姿势，关上灯，投影仪放着电影，他一帧一帧拉片子讲解，烟头明灭标识他坐的位置。

但他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的电影。与贾樟柯、徐静蕾同届，徐皓峰直到现在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当年一毕业，他便逃离了职业导演江湖，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当时如果发展下去，找机会拍电影，说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独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

八年隐士般的生活，“不做人做事，只做学问”，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曾力劝他出家。

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感慨”，他说：“这样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竟真的得到回报。

他在朋友的电影里客串出演过行脚僧。他的模样、神态也确实如此。与徐浩峰面对面，你脑子里很容易闪过“涤除玄鉴”、“抱虚守静”这样的词语。他语调低沉厚实，传到耳里有嗡嗡的共鸣。眼神里偶尔飘过的一丝狡黠，或许拜古龙和王小波所赐。

《倭寇的踪迹》入围了威尼斯等十数个国际电影节，虽未有斩获，却激起讨论声一片。有人说，徐浩峰是拿梁痕录自况，要在四大门林立的电影江湖，开新宗立新派。徐浩峰笑。他没有野心，只求自然而然。

国内的票房，《倭寇的踪迹》几乎注定黯淡。但还好，徐浩峰的第二部电影《箭客柳白猿》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投资来得非常顺利。他将把这样的武侠一部一部拍下去。“柳白猿”里你将见识到真实的民国武林世界中，高手如何以一当四十——不是靠吊钢丝，不是靠特效，不是靠剪辑，不是靠动漫化，是真实还原武术技击的诀窍。


参考资料：导演手记《无道之器》

     看完《倭寇的踪迹》我便立志：今后但凡有像本片一样的有主创阐述外加观众诘问的展映机会我定要紧紧抓住，估计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片子本身真正还原。很多电影杂志都对电影有过度解读的嫌疑，明明是漏洞却说成是风格，明明是装逼却偏要说成是高深。倘若我以后有幸能执起导桶，可万不能出现今天令我痛心疾首的错误。
     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批评别人之前是需先表扬几句的，如此一来不至于使被批评者下不了台，在中国虽然底下尽是杀戮但面上始终都是需一团和气的。我认为本片的最大优点是配乐，没记错的话全片都是有音乐的，大有与国际接轨的味道，甚至有点像国内的油价接轨过了头。导演很重视音乐对电影气氛的烘托作用，这比一些国内同行强出很多，而且技术层面上运用的也比较到位，成功实现了电影配乐的基本功能。第二个优点是画面风格、动作风格与电影前半部分“戏谑”的叙事风格很搭配，清冷的画面加上动静分明的动作风格显示出的死板、阴冷且自以为是的社会风气同几大高手都被毛头歌妓打败的搞笑闹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本片能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倒也能成为一部不错的讽刺剧。
     终于能讲讲本片的不足了。
    本片最大的问题是：风格不伦不类。
    本片导演可能受“作者电影论”的荼毒很深，这估计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通病吧——大家视戈达尔、特吕弗、安东尼奥尼等个人电影大师为鼻祖，花大量时间系统研究这些人的个人风格、叙事手法等，并妄图在自己的每一部电影中都创立自己的所谓个人风格。但无奈文化背景、成长环境实在差异巨大，大师们的手艺几乎无人能够完全融会贯通，而大家自身的文化积累又及其浅薄不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个人风格，于是到头来就只能对那点好不容易学来了的皮毛依葫芦画瓢。其实只依一个葫芦画一个瓢倒也有成功的范例，如《疯狂的石头》，但本片错就错在依几个葫芦只画一个瓢，而且画的过程中作者还夹带了一些私货，如此这般这个瓢不画走样就怪了。
    那本片中杂糅了哪几个“葫芦”呢？ 第一.以杜琪峰《枪火》为代表的古龙风格。国外类似的电影有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纯粹的古龙风格是挺好看的，大多数电影画面截下屏来就是一张很好的摆拍照片，很有质感；全片以静制动，静的部分张力十足；动的部分凌厉迅猛，令人目不暇接。但本片中该风格走样了，具体体现在动的部分不够激烈凶猛，不能令观众有酣畅感。以《枪火》为例，静的部分静的都有点恐怖：演员是静止的、声音是静止的，甚至出现的一点动的事物都是为了突出静的张力，观众其实已经被告知接下来肯定会有激烈的冲突场面，在如此的心理预期下观众再看到激烈得打斗后就会有酣畅淋漓的满足感，就像某人一直在期待一个精彩的演唱会最后如愿以偿了一样，观众会很开心。本片中静的部分的功能虽然基本达到了，但动的部分显然未能满足观众的期望，就像期盼了很久的演唱会虽然终于出现但不够精彩那样，观众当然会很失望。而且静的部分导演还夹带了一些私货，有些地方完全是为了摆造型嘛，那些造型还摆的十分恶心！第二.王家卫风格。笔者在看片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段落有点自说自话文不对题，这种手法似有王家卫的风格但又不是太像，后来交流环节主持人介绍导演背景的时候才知道可能是导演在跟王家卫共事的时候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但导演只学到了王的“自说自话”部分，“小资情调”完全不见了。第三.哲学探讨风格。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这种风格是谁首创的，甚至不知道在国内源起于何时，只知道这种风格若走上歧途破坏性巨大，这种走上歧途的风格一般出现在电影的最后部分，经常能活生生的把一部基本合格的商业片给拉到装逼文艺片的道路上，而且其探讨的多为“生命”、“人生”等看似高深的人生哲学问题，并常令主人公以云山雾罩的口吻说出，这招总能令观众丈二摸不着头脑而且能把不少观众给唬住。当年笔者刚看完《无极》时就是如此这般，当时看的是首映，相关恶评尚未出炉，刚一落幕笔者就想破口大骂，但眼瞅周围一行人莫不是若有所思状，于是竟开始自我怀疑起来，“是不是我悟性太差没看明白？”，想起影片开头满神那几句貌似颇有哲理的话我的疑虑又加深一层，于是赶紧收口如众人一般开始默默起来，记忆中那天整个首映场上没人说《无极》一句坏话。但观众的智商是很高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之后恶评就开始如潮了。本片的哲学探讨风格就走上了歧途，纵观成功的哲学探讨风格电影无外乎只有一类，就是电影所要告知的哲学内容都是蕴含在主人公的行动中或者是蕴含在故事中的，需要靠观众自己去发现、去体味、去提炼。纵观走上歧途的哲学探讨风格也只有一类，就是所谓的哲理都是从各式各样看似读懂了人生的人物嘴里以自言自语或者谆谆教导的口吻说出。妈的，现在的观众无不受应试教育残害听大道理听吐过好多会，进了电影院还要听你讲大道理？！
    本来一部电影中揉进去多种风格就是很危险的，非有大师级别的人物不能做好，况且本片中揉进去的风格都是走了样的，这就注定了本片定会惨不忍睹。
    第二个问题：情绪不连贯。首先是主旨不连贯带来的情绪不连贯。电影更像是短片小说，以只有一种情绪为好，若杂糅进去多种情绪最后就会令任何一个都照顾不到。本片中除了比武这一主要调动观众神经的线索之外，还插进了多个其他的小故事，若说第一高手行善、第一高手与续弦的恩怨情仇跟故事主旨还能算有关的话，那进屋差点误嫖、一武生与三歌妓跳舞、三歌妓与海盗防之间的故事等等跟电影主旨到底有什么关系？观众好不容易酝酿起来的感觉总是被这些插科打诨式的招惹给打的灰飞烟灭。其次是真实性不足导致的情绪不连贯。若是冯小刚的小品式电影或者是香港的无厘头电影，观众本不需要什么情绪，因为看这些电影观众不需要入戏，看的是热闹。但本片需要观众进入角色，进入人物内心，需要观众具有一种情绪也就是入戏。但是本片出现的各种真实性问题屡屡把观众活生生拉出戏外使其意识到自己是在看一部电影。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⑴语言上，既然整片以白话文言文为主就不要出现“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起了邪念”、“别怪我们，要怪就怪文化”、“测试体力”等现代语言。而且是如此的雷人！⑵人物性格转变上，为什么跑了的左都史后来又回来了？他的心里是如何转变过来的？⑶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信奉伊斯兰教的维族姑娘根本不会如片中描写的那么乖张和轻薄的。还有本片中带有明显的民族侮辱成分，笔者提出抗议！

看《倭迹》是种蛮奇妙的体验，好像回到了武侠电影的某个年代，历史的车轮并未沿着我们熟悉的轨迹前进，而是微微偏了个角度，驶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尽管还没走出多远，尽管走得磕磕绊绊，可是这新路向已经足够让人兴奋。
这片子放到港台武侠脉络中，应该是接近七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的武打还没杂耍化，镜头语言还比较有味道。看得出，徐浩峰奉胡金铨为心中楷模并不是说说便算，这片子的明代服装和布景写实考究，对细节风貌的重视让人想起胡金铨特有的古朴厚重，而写意之处，则以开头残荷的镜头最为突出，同样是富有禅意的构思。
残荷一段同时还体现了更重要的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对武戏的处理。与胡金铨一样，它往往被放在画面外表现，即或正面表现交手，也是干脆利落的几个镜头剪接在一起，观众的眼神还没找对地方，胜负已分。
也正因为如此，最后宋洋与于承惠的交手才让人分外期待。虽然因为配合的问题，两人的身法一个略显沉滞而一个貌似虚浮，然而高手对决的那种紧张氛围营造得可圈可点，每一个动作都很有味道。记忆所及，这样的武打场面以前似乎还没人拍出来过。胡金铨式的对峙，锣鼓点是活的，人物的动作则太死，后来的杂耍式武打，动作是活了，可打得已经完全不似实战。如果说前面的打戏还让人对“硬派武侠”有些摸不透玄机的话，这场戏才算是真正打出了徐浩峰自己的风格，说是开宗立派亦不为过。
这片子放到大陆武侠电影的脉络中，应该是接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风格。那时候强调的是动作演员本身要有功夫底子，连女角都能摔能打，不用替身，但是镜头语言就相当粗枝大叶，往往是很漂亮的动作，拍出来的效果也不过尔尔。这片子的动作很多是由专业演员完成的，动作班子成员大多都有实战经验，据说动作有时快得镜头都抓不住，又因为追求实战风格，于是就变成了很多动作场面在外行眼中形同儿戏的尴尬局面。虽然与八十年代时隔二十余年，武戏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怎么把本来很强的演员和很好的意图用符合电影的方法在银幕上营造出奇观来，这个矛盾却是同样悬而未决。据说徐导在下一部戏中做出了很大改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倭迹》回到某个年代只是比附，事实上它与上述所有年代的作品都不一样，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另辟蹊径的作品。中国的武打片在港台影人手里从世界最差拍到世界最好，走到今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窠臼。银幕上不是刘师傅开创的南拳传统，就是戏班学员们开创的杂耍式的所谓“北派”传统，顶多是加上点时兴的三流电脑特技。而《倭迹》拍的虽然是号称南拳的祖师爷之一戚继光的嫡传弟子的故事，表现的却是地道的北派武术，着重弓马实战。武林之剑最终接纳了兵法之剑的情节，极富象征性地表明了千百年来中华技击之道的活水源头，正在于对军阵实战经验的不断吸纳与丰富。
与原著相比，影片的线索更为集中。武将的后院妻妾被移给了大侠裘冬月，同时删去了他与村姑燕好的内容，裘的形象因此层次丰满了很多。影片的结局也有不同，原先的悲凉落幕被代之以打过四门、开宗立派的圆满收场，徐导要在影坛自创一派的雄心可见一斑。
看徐浩峰的小说就能知道，他是个很爱谈玄论理的人，同时又充满了荒诞的恶趣味，这两者在电影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吉普赛女郎们的线索处处是恶搞，或许是蓄意活跃一下大道理所营造的严肃气氛，又或许是遏制不住的自我解嘲，“很有文化”的影院里不时爆发出“很没文化”的哄笑。修道之人眼中的世界，也许便是荒谬与大道并存吧。可是与他的书中一样，这种荒谬要如何与整部作品的气场融为一体，或许是徐导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与此相伴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武侠片传统中“复仇”、“夺宝”等反映小市民愿望的桥段与对他们而言相对隔膜的武学之争调和起来，形成新的剧情模式，如何从那些“走错了路”却成就斐然的武侠片中汲取丰富的养分，这些都有待探索。
同样有些生涩的还有一些细节，例如这么有文化的电影，却让时人直呼“戚继光”而不尊一声“戚少保”或者“戚南塘”，直呼“俞大猷”而非“俞虚江”。还不如匪气十足的《让子弹飞》里的“松坡将军”，显得更尊重观众智商一些。还有烧油祭鞭一段，冒的是白烟而非青烟。
当然，这都是枝节问题。
大节在于，这片子把武侠片所营造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重新落在了实处，把历来虚写的“武”字浓墨重彩地勾画了出来，真正拍出了武者眼中的世界。中国的武侠片曾经不止一次地与真实的历史擦肩而过，《倭迹》开辟出的新路向，或许眼前看来还很稚拙，但意义却不可估量。因为它郑重宣告，从此武侠片又有了新的一派，它就来自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而且最终必将刷新整个武侠片的面貌。

不剧透，咱就这么说吧。导演已经文艺得人话都不会说了。整个故事设定就很莫名，人物酷到连屁都懒得放一个，全都使出吃屎的尽头玩命表演，做作到让人忍不住笑场。平时不说话吧，一说到考据的东西就都滔滔不绝了，倭刀出处啊、戚家军啊啥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那一帮新疆大妞也够胡扯的。

这片子要非说有啥亮点，第一是画面很漂亮，第二是关于武术的表现方式比较写实。没有满天飞和轰轰轰了，也不搞什么拳拳到肉。真实比武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主要都是在互相试探反应速度和攻击距离，一旦正经动手，一招就分出来胜负了。泰拳什么的可能麻烦一点，但是我练剑道的，对战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当个新鲜看吧，别太认真就得了。

      如果你听过传统评书《封神演义》、《七侠五义》抑或是改良评书《白眉大侠》之类，就会知道破阵是评书武侠的主要结构。如同走到哪里，凶案就发生在哪里的柯南一样，白玉堂和徐良们的江湖侠义生活，也集中体现在解决“阵”这个谜题上。

    但中国的武侠电影并没有承袭传统评书“破阵”的结构，“阵”往往是构成电影的元素之一（即使如《太极张三丰》、《少林三十六房》具有特别明显“阵”的特征的电影，基本结构也是走练功升级的套路），却很少成为贯彻电影的基本结构（像李小龙的《死亡游戏》一样）。

    徐浩峰在拍完《倭寇的踪迹》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以往武侠电影都是评书武侠，也许他的意思指传统武侠电影武的假和侠的空吧。不管以往武侠电影如何，他的《倭寇的踪迹》这次倒真是像传统评书靠拢了。

    《倭寇的踪迹》的基本结构就是套用传统武侠评书的结构，解决两个阵：“如响”和“如影”。两个阵连缀起整部电影，各色人物在设阵破阵中各自表现，和传统评书不同的就是没有无限增多的外援。

    破阵其实挺符合电影的要求，矛盾集中，冲突尖锐，特色人物围绕一个中心展开，但这种形式对“阵”的设计和破解要求也很高，做得好就是高等级的智力游戏，编剧导演带领观众展开一场开动脑筋的智慧之旅，做的不好，就是编剧导演设计的玄机可能被观众一眼看破，影片还以慢于观众智商的速度进行。

    《倭寇的踪迹》是第三种情况，徐导演设计的诡计，观众都没法参与进去，大概徐导演也没准备让观众参与进去。所以这个电影最终变成了徐浩峰导演的个人独白，自娱自乐，完全没观众什么事儿。

    这也许和徐导演对电影的认识有关系吧。但是我想，电影即使不承载娱乐功能，仅仅是个人表达的一个渠道，那为了达成畅通的交流，许多手段还需要熟悉，很多规则还要遵守的。这就和写小说一样，如果连基本文法都不遵循，立意或人物再好，又有谁能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