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读书时总喜欢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而且是英文，法文，意大利之类完全听不懂再唱什么内容的歌，或者干脆轻音乐。目的是不被对字面的理解而掩饰音乐的内容，说白了，就是，只有听不到才能听到最多。
电影里完全听不懂的对白和大块大块的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最最难得的喜欢。听不懂却又听得懂，我不知道你在因为什么而怒吼，可我深深对你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山里唱流行音乐自然会显得怪异不协调，所以山歌的清透又不是在ktv能享受到的。整篇赛德克的小调贯穿其中，穿梭在森林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除去徐若瑄的出现吓了我一大跳之外，对所有演员表示非常感动，回头看看主演列表，还好我不认识太多的明星，温岚也是只听过歌没见过人，所以她是哪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7亿，12年，只为问一句——“我是谁？”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

正当这部影片出现资金困难的时候，导演竟然跟演员借钱，很多台湾的歌手都借钱了这位导演。名字我就不说了，我看的不是因为谁借钱，而是这部电影拍的确实很不错。
我不是想说台湾的电影是如何的好，但是内地的电影除了请个大导演和多花钱砸出个自我安慰的金鸡奖还有什么？
好吧，我承认老谋子的才华，也不否认过他的电影。但是如今的中国电影是不是应该检讨下了，好片拍不出就算了，还层出不穷的烂片，话说商业片泛滥的当今影坛，至少还有台湾电影，他们不商业，他们很低调，他们也不炒作，不请大牌，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一一，海角七号，和如今的赛德克，这些电影还是很值得看的。

  實在讓我想起各路各門大牛之其一位關於台灣民主化的迷思及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異化之異化的觀點。足見魏勝德此番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充據思索：
  截取某種意義向面，則賽德克人才系較真正的台灣人，日本人則處於侵植者的位置上，而當下意義的台灣人，也就是外省人，某種意義上則滑動在本島人及被霓虹近代化或接受近代化思潮的移民之人群其間。所以，對於原住民來講，外省人跟日本人都算侵入者，只是侵蝕程度有差別罷了——阿扁當年能大獲全勝很大程度拜于凝聚這種島民心理是也。但是，正如目前業已發生的糾結的現實現象，外省人的政治智慧與能力才系台灣島民主與獨立的骨幹，同理向前回溯，台灣原住民面臨的矛盾的情形是，他們已必然性的與外來移民乃至日本人產生了較有利、積極方面的共融現象——賽德克人也并不想純粹的野蠻下去，祖靈之歌所象徵的榮耀，無一不是部族自律“文明”化的信號。進一步來說，其實很明顯，在日本人侵入之前，賽德克人并不是一個整體與同一的概念，雖然語言相通、習俗相近，但這種同質性畢竟是文化客體定義的後果，而如果不想僅從文化後果主義的角度來看，則對於“賽德克”人而言，欺詐與仇殺隨時隨刻相伴相生，米澤、荷戈與馬赫坡的幾個部落間矛盾則尤其尖銳。但恰恰由於日本近代化的滲透，加強了賽德克人的文化反省及持存意志，致使最後幾部聯合、反擊日治，也正在這時，賽德克民族感與台灣原住民的“公民”認同感才得以真正地形成與固著。結果，對駐紮在霧社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庭的無差別屠戮，最後基本上導致一種同勝利成正比的情感及價值的認同自損的後果，因為它通過屠殺的行為既在確立亦在毀掉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我想這種複雜的悖反，至今仍舊是台灣人糾結心靈結構的一狀映寫，他們的身份層次在斷斷數十年間快速地疊合了複雜的層次，以至於清晰的各種民族記憶與其各種想像的民族認同感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及錯亂的分裂——我是台灣人，而台灣人是誰，我是誰？在原住民與移民間的不同祖靈觀間擺渡，在祖靈觀與日本人退行的近代化間擺渡，在土著的台灣人、移民的台灣人、近代化的台灣人間擺渡...這種中合想必也是當代台灣人的潛意識的關於自我認同的夢魘。也許，單從政治前途來論，台灣民主制真的沒有什麽未來。然而，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政制卻具有深遠的內涵，你知道這世上有一種荒島式的民主主義嗎——浪子融入土著的家庭之中，卻雙重地流留失所。越意圖保證台灣的民主與獨立，民族認同感卻越在增強式地自損，除了外省移民及日本人的近代化層次，又別忘了最重要的，台灣的“民主”同時也有民國的孫文+一眾知識分子的肇源，而事實上，民國就是一個近代化、中體西用了的大中國是也——不是說西化的國家就必定被所謂的歐米下了套，只見那日本恰恰系以尊皇為利器走向近代化、資本主義及固著民族國家觀念的。
  從《海角七號》起，魏勝德就有一種折中主義的傾向。所以不難相像，太陽旗和彩虹橋最終一定達成了共契的意象——事實上，日本向台灣島輸送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和醫療工作者，想當時的日本對滿洲國與台灣算是在政策和態度皆最“溫和”的了。然而，爲什麽日本沒有控制住陸軍的暴走，而像伊藤博文這種保守主義與普世主義並重的溫和的尊皇派，乃至犬養毅那樣開啟民友及民主化的存在，卻紛紛折翼了呢——其中的一個原因，必定是受敞開國門后的近代露西亞乃至所謂的西方世界的壓抑和羞辱甚深大是也。還記得日俄海戰后，日本的勝利也曾激起現下“大韓民國”之開國英雄的高度讚揚嗎？哪怕，後來朝韓之分界，已令對當時同一個朝鮮島的英雄感到深度困惑。漫長地歷史性的附屬國與受壓迫的命運，導致固形帝國民族觀念的日本首次看到了一雪前恥的機會，但在陸軍徹底暴走前，它的出發點其實很簡單，茍不進攻朝鮮，則露西亞必佔，則日本島亦危矣——其實，當時是在滿洲的陸軍先行擅自佔領之的。而朝鮮島和日本帝國，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起點，無一不經歷了上述的本土古典傳統與近代性之先天衝突的靈魂分裂現象的衝擊——朝鮮人的民族複雜性在於其受到東北民族漫長的歷史性的遷移和演繹之密切影響。大概在漢代，所謂的“韓國人”（這個稱謂實在是個笑謬）就絕多跟肅慎、勿吉、挹婁等共融，后與契丹亦有一定程度關聯，隋唐時代作為藩鎮，必與靺鞨人有姻配與交換關係...種種以上才糾聯構成高句麗這一“族群邦國”而不系“民族國家”是也（請諒我目前的民族學知識尚淺、舉不出更充裕的依據來）。綜上，日本為滿洲、台灣和朝鮮島除卻帶來侵略、同化，還送來或反激動起了它們的近代化，而恰恰由此間所引發的靈魂撕裂與身份認同的迷惘之問題，才正是日、韓、台及現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皆在以不同具體經歷跟相通的心理結構所反復經歷著的。魏勝德最後想找到的共契感，大概即于斯，只是內陸國民與具有複雜內涵的台灣人乃至日本人的共契發生的更為間接，基本上是在畫外的場域中演繹罷了。
  此間世人，概括之（當然這現象極其複雜，實然不能如是簡單概括，但不甚精透此方面，故只好簡化之），有天朝黃漢范兒的，有赤共范兒的，有中體西用的，有西體中用的，有排日排韓的，有親日親韓的，有排韓親日的，有排日親韓的，有結合君主共和及自由主義去建構現代性古國的，有華夏古典傳統的本體論還原主義，有大民族主義的，有族群自治+聯邦意向的，有這些複雜的進行邏輯配合或混亂外在粘合的...我是個政治學2B，又總是在旁偏的縱路上、不斷發現善或理性的善先天與權力密不可分，即使後者不可能是它全部的內涵，然自起初，這廂就毫無近代日本語境下的強迫性或帝國主義性的“共榮圈”之意圖，然又不會也強制地不能逃避道德動機必然在主體間的複雜關係中產生對立後果的現象。然而，卻正因業已總結于以上綜述，則或否儘量克服并超越此間和這廂結癥呢，無論怎樣、種種，我仍然對一個祛獨裁主義、而又有價值層次和系譜以不止於導致混亂自由的那種東亞共和圈，充滿希望——它可以不是一種國家制度，但它可以是我貓頭鷹之國的、關於文化和學術的蔓延型形態。其實即便如此，反復的挫敗也總是宿命。但在最後的最後，叔至少能表意說，嗯，它不會實現，但這是我的觀點、系譜、價值和態度。這是我的理想和夢想，它即使不提供實體，但提供我存在的基質和動力。

        当我听说《赛德克•巴莱》两部长达四个多小时，还担心自己是否扛得住这个长度，会断断续续把这部电影按照电视剧的节奏看完。但是真正看起本片时，这种担心显然多余，这是一部故事上连贯精彩抓人，思想上又剖析深入但留有余地的佳作。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华人大作了，说它是什么《勇敢的心》、《阿凡达》台湾版，那是扯淡，与这两部纯英雄主义的电影相比，《赛德克•巴莱》有着更复杂和立体的思想元素，这成就了它的优秀，但是，也多少阻碍了它的票房。

        魏德圣在接受《看历史》采访时，谈到为什么选择了“雾社事件”这段历史，一大原因就是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件是有些“反常”的。正如片中所述，台湾抵抗日本人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刚登岛的几年，当地几乎被抛弃的汉人与原住民尽管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都与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影片对莫那青年时代的刻画在影片中其实非常重要，它不但表现了莫那的成长和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表现了当地部落的文化和信仰，也为影片的风格和立场打下了基调：即并无刻意的称颂或贬低。可以看到，影片在表现那段历史上并未一上来就将莫那塑造成神武的英雄色彩，也没可以歌颂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它一上来从莫那打猎，到与其它部落战斗，直到部落婚礼欢庆，又到他被在唇下打上勇士的烙印，一个当地文化的生态和信仰自然展现。这是一个处于“野蛮”阶段的民族，他们颂扬英雄，对土地有很强的依恋和边界感，敌人的头颅是他们的骄傲，渴望以自己战斗的血祭铺就走向彩虹桥之路。这个表现很客观，那种原生态的杀戮，嗜血感与此前很多此类表现文化冲突的“史诗电影”有很大不同，原本你以为这片会表现赛德克人抵抗日本人的可歌可泣事迹，没想到上来就是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包括莫那年轻时候的冲动、莽撞，甚至嗜杀。但是，魏德圣又巧妙的将视角放在赛德克人的角度上，去做一种“纠偏”和平衡，因为在现今文明下的我们看来，这种部落间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为了些宿怨和斗气，就打打杀杀的举动实在落后和残忍，这是一种现代文明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魏德圣的视角却从赛德克人生活过程，让你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当时有怎样的理由，给出更多当时的情况，让观众再去判断。可以说，“雾社事件”之前青年莫那阶段，这部影片的出众之处就已经展现，而莫那的形象也栩栩如生，让你可以在后面体会一个不羁灵魂被压抑数十年后爆发的缘起。

        而“雾社事件”的“反常”之处在于，它发生于一个宏观上，当地人与日本人关系缓和的阶段，最激烈的冲突已经过去，正如影片跳过几十年后，两个日本官员看着建立了学校、邮局等文化设施的小镇，对“教化”成绩的满意笑容。《赛德克•巴莱》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在上部对这种背景下，个人身份的焦灼感表现。莫那已经成为一个看上去桀骜之心收敛，理性的与日方博弈谈判，维护部族利益的长者。但是，尽管当时的台湾已经处于表明的文明化阶段，但是原住民和外来者的在地位、文化上的矛盾依然存在，莫那常常要面对巴万关于为什么他因为优秀反倒被日本教师责骂的困惑。而这种身份的焦灼更深的表现在被认为是“教化”突出成绩的花岗兄弟身上，而花岗一郎的表现尤其突出，作为比日本同僚更优秀的他，却依然承受着职业上不公正的待遇，被当作展品一般被日本人作为殖民教育的成就指指点点。他要身负管理责任为日本人做事，管理自己的族人，同时又常常被自己的族人嘲讽，不耻，从一个个这种矛盾的场景到演员出色的表演，都让观众可以代入的体会到，一个姓氏日本化的赛德克人内心的痛苦。他知道表明繁荣下的危机，他知道莫那内心潜藏的杀气，他知道自己同胞反抗的结局，他更知道自己在族人与日本家人间矛盾将带给自己怎样的命运。莫那和花岗一郎在山谷溪流边的一段对话，可谓文明冲突的经典桥段，花岗一郎不解（或者说其实理解，但是为了说服莫那故作不解）的问着莫那，如今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大家依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现代化的设施，孩子可以接受现代化的教育，而面对的又是莫那“被出访”日本时深刻体会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莫那的回答可切中要害，面对所谓的现代化，一句“正是提醒着我们自己的贫穷”可谓振聋发聩，将征服者角度所谓的“教化”优越感直接剖析开来。

        外表的和睦常常掩盖着内在的矛盾，毕竟，莫那他们面对的现代化冲击并不是以可口可乐这样的商业化方式为载体的，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枪炮与征服，间接面对的是歧视与不公。莫那处于一个尴尬的结点，他身上有着上一代人的传统，又直接面对现代化的征服，他为传统被破坏，猎场被夺去感到屈辱，与后来直接接触现代化的人不同，他是有“历史负担”的人。而对于日本人何尝不是，他们是有征服者和文明者的“心理负担”的人，内在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只是有的人彬彬有礼，与当地人有好相处；有的人粗暴暴力，与当地人势同水火，性格和人品的差异与这种优越感结合，在文化冲突背景下，最终制造了严重的冲突。所以，那个无礼的“派出所”官员只是一个火星，他引爆的是一个积聚了太多火药的火药桶，一如莫那通过火柴头积攒的火药，每次一点点，长时间后，已经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甚至已经近乎失控，以现代文明观点看，“雾社事件”中，莫那带领族人的表现可谓一种滥杀无辜的屠杀，而巴万带着一帮孩子把一群妇孺捅死的场面更是令人咋舌。魏德圣就是这样，不回避现实，他告诉你赛德克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又不刻意美化，比如只是表现赛德克人与军方的战斗，他表现的是，一场以征服为开端，相互歧见不断加深的文明冲突将会制造多么严重的恶性循环，并爆发多么双输的可怕惨剧。这场惨剧震撼人心，却不是终点，引发的是更大的悲剧，赛德克人走向了不归路，日本人坚定了对其“野蛮人”定位，最典型的是曾经与当地人友好相处的日本军官，也因为丧妻之恨，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以夷制夷”的思路，让当地部族间的矛盾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但是这一系列悲剧的起点很难说是从“雾社事件”起，还是自青年莫那丧父，屈辱的被征服的一刻开始。

        就《赛德克•巴莱》两部来说，我更喜欢上部，而到了下部，魏德圣在保持其旁观者视角略带赛德克偏向立场之余，也犯了些为悲壮而悲壮的问题。赛德克族在顽强抗击没错，但是如不死圣斗士般就夸张了，而且表现的战斗场次过多，感觉有些桥段完全可以省略，突出两三场大战即可。当然，这些不足也是相对而言，在下部，我们依然可以体会一种身临其境的残酷，赛德克族女人自愿寻死以便战士有足够粮食战斗的场面让我想起了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从今天的角度你感觉费解，但是这也是那时的一种文明表现。是的，魏德圣保持着自己的立场，我很不解有人看了《赛德克•巴莱》后，指责这片歌颂嗜血野蛮，有这种“歌颂”的方式吗？拼命表现英雄“阴暗”的一面？整部影片让人感受的更多是文明的创伤，个体的悲剧，赛德克人以自己当时文明的表达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魏德圣将之展现给观众，看到那些人，那些事。也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也注定了其影片在大陆地区票房的尴尬，这边影片足够优秀，但是这种非传统英雄主义表达的方式在市场宣传上有些尴尬，而魏德圣严肃的历史观呈现又让影片价值观与观众的认识有些不对路，于是，大陆观众既难以对那段历史产生代入感，又没有传统英雄撩动热血，加之一些如两岸、中日间历史认识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注定了其票房在台湾以外的萎靡。尽管有一批影人为止呼喊，但是显然收效甚微，魏德圣选择了这样的电影语言，也需要坦然面对一些尴尬的争议和商业挫折，不过，当影片结束时，字幕打出“天使•巴莱”之时，多少也可以感到为这部电影工作的人们的欣慰，魏德圣酝酿十二年，有一部诚意足够佳作刻在自己履历表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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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好的片子,绝对是9分以上的.深邃的剧情,大气的打斗场面,高超的摄影手法.最近看的3部同类型的片子,13钗,战马,和这部,这部赛德克.巴莱完胜战马,至于13钗,不是被暴出翔来,是被暴出大翔来.张一某你要去向这部导演好好学习怎么拍电影,怎么交代历史,其实张的北京奥运开幕还是可以的,但13钗在赛德克.巴莱面前只能算幼儿园没毕业的作品.莫那路道背上背满了枪的画面太帅了,这个演员演得太好了,向这位演员致敬,向莫那鲁道致敬,向赛德克巴莱致敬!

读完了魏德圣的导演手记，看过了四个小时的赛德克巴莱。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好电影。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导演需要一边借钱一边拍片。后期资金跟不上，韩国、日本团队相继离开，拍到最后连空爆弹都买不起。面对这样的困境，所谓的“辛酸”与“痛苦”这样的词汇，都显得有些矫情与肤浅了。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这样的拍摄过程，不可能再有了，它也复兴了在台湾电影界已经消失了的一种精神。
这样制作恢弘的一部电影，不是来自好莱坞，也不是来自大陆，而是来自那个神奇的小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看过了金陵十三钗与赛德克巴莱的影迷，应该能默默计算出六亿人民币与七亿新台币，哪个更有价值一点。
不过关于赛德克巴莱，我还是有些质疑要说。尽管这是一部抗日电影，但与其说赛德克人反抗的是日本人的外来侵略，倒不如说他们反抗的是现代文明对赛德克部落文化的入侵。在影片中，伴随日本人出现的是巨型蒸汽船、来复枪、火车、电话、学校、邮政所、杂货铺。而在日本人入侵前，伴随赛德克人出现的是竹背篓、燧发枪、赤脚、茅舍、砍刀、猎头。这是一种文明对野蛮，都市对荒野的对抗。用莫那•鲁道的话来说：“如果你们的文明是卑躬屈膝， 我要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赛德克人的抗日看起来更像是与狼共舞、最后的武士一般的文化冲突，而非在大陆上发生的赤裸裸的种族对抗。而日本人所代表的“文明的威胁”完全可以套用到任何来到台湾这个小岛上的统治者——日本人，或者国民党迁台政权，或者即将到来的大陆客。着重于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好莱坞的拿手好戏。而把这种理念根植于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模糊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本质。
另外，在这部影片中，到底谁能代表真正的台湾人呢？是面对侵略碌碌无为最终苟且的汉人？是接受了日本人文明的洗礼，变得矛盾异常的归化生番？是从远方越洋而来，自诩为主人的日本人？都不是，影片一次一次地提醒我们，台湾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是那些骄傲而自由的生番——赛德克巴莱。可这符合历史吗？现在被边缘化的台湾赛德克人，可能是当年这个小岛真正的主人吗？台湾这个岛屿，一直漂泊在大陆的另一边，几千年来，不断地移民、定居，再移民、再定居，谁又敢说自己是真正的台湾人呢？就连这赛德克人，也是千年前移民来的。本省人，高山族人，外省人，这样的族群在台湾并存，谁是真正的台湾人又要向哪里寻根，恐怕迷茫的不止是魏德圣一个。
再说一些影片本身的问题：
1电影的线索庞杂，很多可有可无的线索完全可以砍掉，起码下集彩虹桥就没有必要那么冗长，自尽的戏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弱化了戏剧冲突，完全可以合并为一出戏。
2尽管是台湾电影，但也没能逃脱YY的命运，在影片中，日军与日警成堆成堆地阵亡，是赛德克人太能打，还是侵略者太过熊包？这与历史中日军阵亡仅有22个，差距太大了。镰田弥彦的感叹：“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区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也太狗血了一点。另外这位老日本演员脱离了日本导演的束缚，终于可以撒花玩了，可有些太过歇斯底里了，缺乏了一个指挥官应有的冷静与内敛。对比一下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尽管二战中的西线战场远没有东线惨烈，西线德军的兵员素质也没有东线出色，但影片中的美军也绝不是个个都像兰博那样一出手对面就倒下一片。给对手以应有的尊重，不但是尊重对手，也是尊重自己，在这一点上，赛德克巴莱千万不要向大陆电影看齐。
3影片的结局太罗嗦了，整个影片完全可以在莫那•鲁道独自背着枪走入神木林作结，这样意犹未尽，总比面面俱到好得多。另外最后赛德克众勇士出现的西游记般的特效场面，咱还是免了吧，还不如直接用山水空镜头配上他们的合唱更好些。
最后揣测一下大陆公映的剪辑版会少些什么。首先是赛德克人内斗的戏，屯巴拉社以及其头目铁木•瓦力斯将不会出现在影片里。其次，雾社事件中砍杀妇孺，以及赛德克孩子拿起武器砍杀日本人的戏也不会再有。两个归化生番最后自尽的戏，恐怕也要被切。
尽管赛德克巴莱并不完美，但是从导演魏德圣到各位原住民演员，都付出了相当大的诚意。他们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在这一点上，就比很多大陆的所谓大牌导演强上许多。

一般讲述族群碰撞的电影，逃离不了要审视民族劣根性的内核。赛德克野蛮吗？野蛮！但是却以人格尊严为最高追求！日本人文明吗？表面上似乎很文明！但骨子里仍是奴隶制时代幼稚的高下等级！自诩为文明的文明不是文明，敢于正视野蛮的骄傲才是骄傲！ 这是一部在暴力上毫无节制，但在立场上保有分寸的电影，比阿凡达高明——涉及到尊严的善恶才是值得讨论的善恶，以尊严标准讨论为前提的善恶才能称得上是讨论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