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

难得看一次老电影，尤其还是所谓“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值得说道说道。

武训的故事发生在清朝，但是知名度可能不是那么高。我也是当初在高中做文言文阅读题的时候，才得知这位善人的事迹。武训出身贫寒，幼年无法读书。成年以后，他记挂着同样没书读的孩子们，自己行乞讨钱，兴办义学供大家读书。正在做题的我读到这里就肃然起敬，这种胸怀真的堪比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

我相信，就算不是黑白片，就算画质变成蓝光，电影放个两分钟，那种老电影的感觉也一定能出来。这种“老电影特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边看就在一边默默细数。它可以是富有时代风格、充满斗争精神的BGM；它可以是时不时非要插入正剧进行解说的旁白；甚至可能是不走心的打人动作（鸡毛掸子怎么看都没抡到小桃，对武训的拳打脚踢明显很水，鞭抽武训的时候干脆只放武训痛苦的特写，这个做法倒是聪明。算了，毕竟演电影的都是革命同志，怎么好真的下手呢？而且教坏小朋友也不好嘛）。同时，演员们无论是表情还是眼神，都写满了真诚和澄澈。当武训被举人蒙骗时，脸上历经惊讶、不解、最后再到愤怒。我相信那一刻他真的就是武训，他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不讲良心。这种淳朴同样是无法矫饰的时代的烙印吧。

电影开篇向学生们阐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在旧社会的清朝，农民没有资格读书。有一位叫做武训的人，历尽艰辛才让大家能读到书。然后历史故事正式开讲。片中处处可见黑白的二元对立。举人之流是剥削者，举手投足生怕你看不出他是坏人：篡改卖身契逼小桃为奴，对武训微薄的工钱雁过拔毛，对下人非打即骂；手下的走狗也神气活现、轻薄女性。而劳苦的大众们则是好人，不仅有被剥削的雇工，还包括起义的太平军、小偷之流。太平天国运动至少到改革开放时期都是政治正确，编剧特意加了周大这个角色到剧本里。小偷在气愤之下也喊出一句正义的口号：“我发誓要把它们都偷光！”听得全场都笑了。坏人被好人当面驳斥一定要表现出心虚，还特意给个两三秒的近景镜头。

这片子连三岁小孩都能理解，教育十分到位。然而这却是一部禁片？难以理解的我又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挑来挑去，终于让我发现两个有那么一些可能不太政治正确的地方——当然说的是1951年的政治正确。其一在于爱情。钱大娘跟小桃说到一夫一妻的白头到老时，小桃竟然一反害羞的常态，让钱大娘说下去；钱大娘说到“然后再生几个大胖小子”时，小桃这才娇嗔道“钱大娘你说的什么呀”。另外就是武训在梦中经历的事情了。梦游地府、幻想仙境，对，一定是这些个牛鬼蛇神的东西跟时代主旋律不符。

然而觉悟不够的我没想到，真实原因是这样的。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写道：“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原来如此，简而言之，就是走偏了方向。当初郭沫若也是大力颂扬孔子代表人民利益，却被毛泽东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更后来，“批孔”都跟“批林”合起来搞成了运动。片子里自己也拍出来了，能办实事的好人有两种，一种是武训，还有一种是“长毛”周大。武训们走的路叫做改良，长毛们干的事是革命。1951年的人们看了看这位民办教育家的经历：一个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朝廷要给他赐黄马褂、立牌坊，这不是被同化还是什么！

然而不识字的武训又懂些什么呢？他只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然后一辈子怀着跟命运抗争的心气，以己身行乞办学惠及他人。在手下的学生出息以后，他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真相：穷人帮穷人，靠读书，靠做官，靠的也是不再当农民、当穷人。穿过黄马褂的他，不知道会陷入迷茫与后悔，还是微笑着释然呢？

1

武训传，用别人打一把换取一文钱，攒够了钱来办学校，为的就是不让穷苦人因为不识字而受人欺负！

他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接见……

一切似乎很美好。但赵丹这家伙的点睛之笔在最后10分钟。他问受到资助的孩子，你们为什么要读书？

学生眉飞色舞的说，要做官啊。不要当穷人！

武训发现，他想帮助穷苦人，资助他们来读书，变成了大官，同样回来会欺负穷人。

怎么会这样？这样搞没道理！我是在浪费生命吗？

说明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工具而已。不管贫富贵贱，都可以加以利用。

老农民当然不懂，意识形态权力是和政治权力平行的一种力量。

武训的初衷和结果完全不同。正像我们的政权建立也是这样。

本来是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没想到穷苦人做了官以后，就还是回头来欺负穷苦老百姓，失地失所。

中国式循环。

2

平天下，先以天下为可以公平。

内心欲望充炽，为人父母官，如何持平？

西方也一样，人民选出来的权力，才能做事。没有积极争取，就做不了事。

办学校，是致太平的途径，却不一定能致太平，致公平。

学问也与志向，变成了两件事。

明此，武训难题可解。

明理，中国可以摆平。

又回到鸡生蛋的问题：还是书读得太少！

《武训传》在1950年开拍前后一共对剧本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动属于艺术范畴。在采纳一些电影人的意见后，导演改“正剧”为“悲剧”。从成片来看，这次改动是非常合理的，悲剧色彩或曰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而且如导演所言，这一改动并未影响到电影的主题：“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的改动属于意识形态。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是这个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改动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员，听众则是新时代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员在片尾进行一番总结。“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头一尾的改动就像硬生生贴在正片上的广告。不过，以今之视角反观，尽管女教员的总结用的是典型的时代话语，其中有两句却实实在在点出了电影的死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全部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以至于我还没看到结尾时，脑海里就翻腾起了大大的问号：导演花这么大工夫来表现一位农民办教育的失败和另外一位农民搞暴动的失败，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动属于经济因素。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导演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于是孙瑜花了半个月时间添加了大量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恶绅们展开斗争。三，官僚们为了收揽人心，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其中将周大发展成与武训平行又交织的“一武一文”两条线，是源自郑君里的建议，这些补充的情节确实丰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没有拍成上下两集的要求，导演应该会在此基础上删减掉大量其他情节，使故事变得紧凑。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无论当年上映时，抑或今日得见后，拖沓且冗长的剧情成了不少观众对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长可谓本片的最大败笔。 交代清楚这三次改动，是为下文就导演塑造的武训（及周大）这个人物展开讨论作铺垫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写的短评：“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等两三个人）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这段话便是我对本片的全部评价，也无意在此展开。尽管平心而论，本片是有那么几处情节、那么几段表演、那么几句台词、那么几个场景、那么几条剪辑让人可圈可点，但这些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最要紧的灵魂缺失了。下面就来说道。 电影里讲了这样一位武训：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因家贫读书无门，只能以做苦力为生。在张举人（贯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却吃了不识字的亏，讨不着半分工钱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梦中得到启示，决心从此开始攒钱办义学，让天底下的穷孩子都读书。而初恋情人被迫自杀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通过乞讨、卖艺、做苦力攒下的第一笔钱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经过三十年攒下了可以办义学的钱后，他又通过下跪来求得乡绅支持、通过下跪请来私塾先生、通过下跪请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此后他继续攒钱办义学，不仅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乡绅、官僚的称道，最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立传的故事，武训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体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武训所处的正是晚清国门洞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那个为了寻求救国出路，举国上下都逐渐开始师夷长技办新学的时代，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 对于这样一个实质问题，片中有几场戏触及。 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娄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注意，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了句话里有话的话：“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绅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 另外一场戏，是义学里有个学生考了第一名，武训给他下跪表示感谢：“咱们穷人往后就全靠着你们啦。”之后武训让这个学生讲圣贤书给自己听，听到“学而优则仕”时，武训疑惑了：“穷人念好了书（应该）给穷人想办法。做官？做官那怎么办啊？” 可以说，武训的办学动机，终其一生都是未变的，即多次从武训口中说出的台词：“报仇！”报张举人欺诈、暴打他的仇。但很显然武训并不懂报仇为何意，因为他从未在片中表现任何形式上的报仇（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且办义学是丝毫报不了仇的。如若真要报仇，在当时固化的社会形态中，只能由读书做了官的穷孩子通过官大一级来伸张正义、惩治坏人。可“做官”是与武训的办学目的相悖的。 如果说“报仇”是一种本能的动机，那么让“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就是这一动机的内化，也是更为核心的动机。这里依然存在“办学—读书—做官”的悖论。那么，即便不从史观角度考量，武训的办学也显得很盲动，甚至是比“精卫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没有可行性和实现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逻辑上存在实现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神话或者寓言的载体来表达一种精神。当同样的精神通过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表达时，残酷的现实只剩下俩字：愚昧。 退一步讲，假设他那崇高的办学目的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但武训作为一个文盲，就算能攒再多的钱、办再多的义学，他也没有能力来落实办学目的、把握办学方向。那么办学的结果就好比当下，那些勤劳致富却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养出的富二代。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攒这么多钱，还不如拿去种树修路，也包括片中讲到的赈济难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办点实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无良乡绅占为己有，但教育权却从一开始就由乡绅们把持着，由“吃人的礼教”把持着，由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把持着。武训注定了要失败。若导演是在隐喻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展示这出悲剧，那他一定忘了，武训可没有西西弗斯那样的脑瓜子。 至于周大这个角色，只消从一句台词便可判断导演的意图：武训被赐黄马褂的同时，周大来村子里打劫张家，家丁给张举人描述时说“他们一冲进来就乱抢乱杀”。一个“乱”字点出了导演对这种蟊贼式的农民暴动的态度。这么搞下去救不了穷人，往大了说，更救不了中国。在片中多次被点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车之鉴。 无论武训还是周大，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导演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啊，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导演，给观众看这么一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意义何在？如果单纯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偏好，那导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诉求主要是想表现“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换一个故事来讲。而武训，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从他身上抽象出来的那种精神，一旦还原成具象的事实，所谓精神就变得疲软无力了。 最后来说结尾。成片的结尾虽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两句台词好歹能点题，若是按原先设定为老布贩在结尾教导孙辈们好好念书，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将武训走在乡间小路上望着打完劫的周大们疾驰远去的场景当作导演最初预设的结尾。那么，作为一个传记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所反映出的导演态度又太暧昧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假如电影的发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导演来拍这么一部电影为武训立传，那无论正片还是老布贩的结尾都是合时宜的。可到了孙瑜所处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已经不在于“好好念书”，而在于“念好好书”。一位辛辛苦苦让后辈都念上“坏”书的老人值得立传吗？新的时代如果要立传，那应该立陶行知这样的人物。 其实本片的拍摄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议的。立志“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陶先生和武训自然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办学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念。或许如前所述，武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能打动人，于是没人意识到经由影像还原后才会看出的荒诞（我早先通过余世存著《中国男》读到武训生平时，是完全没有在意武训所存之世和办义学所读之书的）。 本片的拍摄始于1948年，由于资金困难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清宫秘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这四部电影从编到导到演到摄，汇聚了彼时中国最一流的电影人，是全方位的优秀。它们甚至代表了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能逾越的整体最高水准。而同为大导演的孙瑜，显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惨遭政治上无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宫秘史》的命运亦多舛），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是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来看待它，随着它的重见天日来还原它的本真。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这么长，也没想到我会一口气看完，本打算两次看完。 我只能说，这部电影生错了年代。 于历史背景下，对三座大山的旧势力的了解厌恶和对千辛万苦换来的革命成果的珍惜，不得不尽量扼杀一切的模糊性，而电影里的模糊性并非立场的模糊性，而是其效果的模糊性，容易让当时脆弱政治环境和教育程度极低的社会阶层存在被利用的可能。 而导演的意图，不过是想让故事更具有时代背景性，也就是更真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事情并非非对即错，灰色才是这个世界的底色。我从虽为小偷却善良的表弟、虽开烟馆赌场却能在武训绝望之际第一个伸出援手的老板娘等这样并非全然完美的人物角色身上看到了孙瑜的独到人性理解和人物刻画。 反抗的不彻底不代表不是反抗，时代的局限性落到个人头上自然很难跳出，若非大门被踹开，让世人明白世界的中心不只是东方，也许还会继续沉睡。正如这样的局限性落在我们头上，我们也无法拥有一百年后的子孙后代的思维方式。 真正的正确，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而是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你自己来判断对错，当你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你才是醒着的人。 我记得杨德昌的《麻将》里提到:这世界上有太多人等着别人去告诉他怎么做。 最后，我为经常把"阿甘精神"挂在嘴边，但却不了解这样一部领先阿甘43年的武训精神的自己而感到悲哀。

1951年电影《武训传》上映，看了武训传以后毛大发雷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为什么如此愤怒，因为在之前他低估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能量，这部武训传就是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文化作品，善于伪装，包装精良，格调低下，为虎作伥。 电影《武训传》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武训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老婆被乡贤抢回去强暴了，家里地被霸占了，房子也被拆了，家产都是别人的了。在工地上出了三年力，被包工头坑了，工资一分都没拿到。他没有上访、没有告状，没有找政府一点麻烦，也没有自己去报仇，坚决不给政府和高富帅找麻烦。 他决定出去要饭，然后下跪求放高利贷的帮忙把他的钱一起放高利贷然后挣了点钱。经过多年积累开了一个《弟子规》《二十四孝》培训学校教育大家一定不能找上边的麻烦，不能找官员、富商、地主的麻烦要自己自觉的当一个顺民。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顺那些贵族大爷。 一个逆来顺受的老农民，一个乞讨叫地主爷爷奶奶的乞丐，一个办封建私塾的土校长，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在艺术的渲染和包装下显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感人，他从不给政府和地主找事，赚了钱要分给地主，办学校还要教育学生要像他一样，在电影里完全是一个大善人，大慈善家，大教育家。 以上是电影里的武训，现实中的武训到底什么样呢？（虽然不太重要） 1951年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开始了对武训生平的调查，走访几百号人得出结论是：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武训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这么好的身板是要不到饭的，他就装疯，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 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对劳动人民就是另一张嘴脸了，只要沾他一点，他马上翻脸要钱。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 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 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总结来说，武训是一个从不劳动以乞讨为生的壮汉，为了要饭名正言顺，他以打着办义学的口号，见了官绅地主就磕头叫爷爷，见了老百姓能骗就骗能坑就坑，他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与大地主大恶霸一起放高利贷剥削百姓，趁人之危兼并田产，最的终于成为打着乞丐口号的大地主，经过多年经营，最后在51岁时才被当地乡绅官僚一起逼迫兴办义学，交学的主要内容是弟子规，二十四教等封建文化知识，同时他一起在给学生灌输愚忠愚孝服从官老爷的思想。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上演个这个玩意，然后文化界，官员们一片叫好之声，能不急眼吗！毛不无愤怒的说道：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孤鸿泽

最近看了《武训传》这部久远的电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禁片”。看完之后感觉他和阿Q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到处任人欺负、任人压迫。并美其名曰为了让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念得了书。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主，教育出来的只不过仍旧是些任人欺凌的奴才罢了。自身不自立自强，又怎能教他人自强？

不过武七是比阿Q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并为之终身奋斗。可以让自己在苦日子里好过一点。就象唐僧取经,虽说经书并不是真的能使芸芸众生脱离苦难，但在取经的过程中他是快乐的。因为他觉得取来经书能让众生脱离苦海。就象孔老夫子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传播仁爱。谁都知道那是过时的套路，谁用谁亡国，但他仍乐此不疲，因为他觉得推行他那套能使天下太平。

记得电影里也把武训称之为山东圣人，和孔老夫子一样。估且就把他和孔老夫子一样称之为圣人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封建王朝培育顺民奴才。

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本质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策之不以其道，南辕北辄。只是在民主正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远了，那时候还谈什么民主、科学，人在那个时代有饭吃，不被饿死就不错了，那还谈的上什么尊严、民主、平等。

武训起初也想找到尊严，讨回自己的工钱，但仅仅只说了一句：人要讲良心呀！就被认为是对举人老爷的大不敬而被吊起来毒打一顿。

人若没实力、没后盾、没底气，谈什么自由、平等、民主，都是空谈。即便是有，也是别人施舍的，带有侮辱性的自由、平等、民主。从来人的所有权利都是自己争取过来的。 但也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总是圆的，真的是有多么多的自由、民主、平等，自由民主平等也仅限于同一阶层之间的游戏。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